中共霸业与国师（三）以「中华民族一体」的汉族沙文主义熔炉使其他民族 「被融化」

 苏联解体以来，研究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解体与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共主要的资助项目。中共已经实施了这些项目提出的一些建议，更全面剥夺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的集体与个人权利。那么党国国师如何评估中共以往的民族政策并提供了什么新的政策建议以及中共在多大程度实施了这些建议？

国师们以费孝通编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1989)书中的「汉族作为核心融合其他民族」的「整体史观」，建构「大一统」，以中华民族和汉语作为「大一统」的熔炉。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从1993年到2020年出版的书文，全面评估了中共创始以来在民族问题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使民族地区更全面纳入「中华民族 」提供了话语和方案。

以「中华民族一体」加速强制同化、全面剥夺民族自决权

在《《民族与社会发展》（2001）书中，马戎认为56个民族提法会产生误导，国际社会将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国家，因此在使用民族时只保留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中56个民族改成56个族群，使用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取代汉民族，藏民族，维吾尔民族和蒙古民族等；将中华民族的英语翻译为the Chinese nation, 将56个民族翻译为56 ethnic groups。这样中华民族各族裔就可以对应美国的白人、黑人、西班牙语裔等，就不会有各个民族自决权的联想了；他也提出将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唯一通用语言。

 

在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不久，国师们开始提出了修改民族政策的建议。马戎将中共上世纪以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划分的民族政策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评释这种民族政策学习苏联模式，而苏联的民族政策导致解体；建议中共应该过渡到「第二代民族政策」，「统一」各族群认同，这种认同是中共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实施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形成「中华民族交融一体」。这种政策在政治上：

 

「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份上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任何族群(民族)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民族)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不允许以各族群(民族)成份来要求在国家享有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消除有群体差异的权利和义务。」

 

胡鞍钢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在民族地区「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强化「民族地区与国家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和联系，加强东部对西部的流动和影响」；在文化上将不同民族传统融入集体文化和身份（「中华民族」、「中国人」），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更加关注促进对国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仪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普通话)的学校教育；在社会上使用新的方法来增加「自由流动」、使「族际共同居住和自由通婚」，改变现有的行政区规划，改变自治区域的人口构成（使非汉族人在自己的家园上也变成少数）。马戎和胡鞍钢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都提出了要以美国民族融合模式为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郝时远认为没有必要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出中共的民族政策不是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也不是中国的榜样。他强调苏联解体不是由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造成的，而是俄罗斯共和国首先独立造成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在军界、行政、司法部门中俄罗斯族比例不足，这是苏联主权国家联盟设计的结果，也是造成其他加盟共和国随后独立的原因。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及其实践，不存在汉人在民族地区核心部门比例不足的问题，因此应该继续保留民族区域制度。

 

郝时远的观点反映了中共的民族区域制度设计和实践保障了在这些区域内汉人的大权在握，但他未说明中共（最高层都是汉人）通过党国机制有效地控制民族区域，这种自治制度不过是有名无实。马戎和胡鞍钢以每个人生而平等或「公民平等」，反对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但问题是中共制度造成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与汉人生而不平等，出生后更不平等，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在自己地大物博的家园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和资源，被剥夺了信奉和实行自己宗教、或使用自己文化和语言的权利，这些民族多数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普遍低于汉人的趋势继续增大（这恰恰是马戎比较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所证实的），他们所称的「公民平等」不过是无公民权利奴隶之间的关系，是由统治者和强势民族操控的。争论双方在维护中共一党独裁、背书中共剥夺人民和民族自决权的「中华民族一体」是一致的，都不质疑中共专制剥夺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剥夺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的民族权利。不同点在于，马戎和胡鞍钢将分裂指向「藏独」和「疆独」；郝时远反对对方将分裂仅限于指定的某些特定民族，他称「民族分裂就是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台独、港独、藏独、疆独都属于民族分裂势力，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别。」

 

民族政策争论的双方都寄托于强化中共权力实施自已的方案，中共从2013年后综合了上述几位国师的建议，继续采用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词语，延续自治区、州、县、乡作为民族区域行政划分的单位，但在这些民族区域实施马戎和胡鞍钢建议的加速同化政策。

 

控制历史话语建构民族国家论述

 

在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后，国师们的民族问题话语在中共最高统治者的指导下言说，继续使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不过是将图博和维吾尔文化等作为口号和观赏，一体是实质，「中华民族复兴」不过是「大一统」天下帝王复辟的现代升级。

 

马戎在2016年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使用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作为书名。顾颉刚为防止日本帝国侵略分裂联合抗日提出了「所学务求实用」。不过马戎回避了在当时顾颉刚可以自由地批判国民党政府和中共的独裁。1949年后，中共牟取政权后，顾颉刚所学不能由己，只能被中共「大一统」专制使用。知识人被强制灌输并纳入党国体制，丧失了独立批判政府的意识和能力，更不用说对自己过去盲点和错误的自主反省了。马戎只引述顾颉刚的说法而不分析和辩驳，恰恰违反了顾颉刚在实践学术自由时的「辨伪」方法。马戎批评抗战时费孝通的观点谬误，费孝通当时主张「民族间的裂痕，并不在民族的不能相处相共，而是出于民族间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但马戎回避了审视费孝通当时使用的方法是否可以帮助分析说明中共统治下的民族问题。费孝通在1949年后从不质疑中共制度导致民族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平等，而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中共建构民族国家论述，他的人生轨迹是中共体制下被改造知识人从思想自律到进入体制而被权力者看中的国师之路。

 

中共拒绝承认其统治下存在世代居住民族

 

马戎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没有提到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长期居住的土地问题也未批评中共针对这些民族的殖民政策。他批评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一轮中投了反对票，对其他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他没有评论中国政府虽然签署这个宣言但否认其统治下「土著人民」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马戎严格遵守中共宣称其统治下没有土著人民的禁忌，也不使用原住民族词语讨论中共的政策和实践对藏民族、维吾尔民族和蒙古民族等造成的影响。如果说土著人民和原住民族仍是彼拉多洗手式反省的词语，那么真正的问题是现在如何面对世代居住民族被掠夺的土地、这些民族被大规模屠杀、文化被灭绝的历史和现况？

中共民族问题国师言说最多的不外是「民族优惠政策」，企图以优惠政策掩盖被剥夺的民族自决权。这种优惠政策不过是「大一统」专制者继续剥夺非汉族权利和掠夺资源和财富的遮羞布，中共利用民族问题争论加快推行强制同化，在喧嚣的大汉沙文种族主义中牟取合法性并建构扩张的超级「大一统天下」。

 

中共霸业与国师 （二） ：「天下」与「大一统」

去年11月，立陶宛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抗议并降级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中国海关也限制立陶宛货流，导致立陶宛多家公司无法通过中国海关进行货物清关或转运登记；中国政府同时要求德国大陆集团不得继续使用立陶宛配件。中共对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一直持续打压和利诱。那么党国国师以「天下」观如何建构中共党国在国际关系的霸权地位？

 

1、「天下」与「大一统」

 

国师们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对外关系建议中，将「大一统」纳入到「天下体系」中。阎学通从1996年到2020年出版的三本书籍《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2013）和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2019）（中文版《大国领导力》2020），系统反映了这种霸权话语

。这三本书都为中共设计了针对「台湾分离主义必须采取遏制政策」。这种政策主要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多重手段，包括与「所有拉美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全面压缩台湾与拉美关系」、「强化对台湾军力」，使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有所收敛」，以此统一台湾。

 

第一本书讨论了「中国国家利益」和扩张的方式，背书了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占领和殖民政策，称西方舆论和海外民运人士破坏了「中国的民主形象」，对中国对外「发展」不利。第二本书设计了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如何与美国竞争，建构世界霸权中两极中的一极，使「综合国力」与美国更加接近。第三本书称「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其实力迅速增长，使国际格局从（美国作为主导国）一极向（中美）两极转变，这不仅导致权力再分配，而且推动了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中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需根据时机和对方领导人的类型设计不同的方案，包括「回避冲突、运用经济影响、扩大国际支持、军事扩张」。

 

2. 以「天下」争夺全球霸权

 

这些充当中共国师霸权话语最多援引的是法家包括管仲和韩非，偶尔也引述儒家，这些国师们继承了专制帝国的儒表法里，以「礼仪、教化、德行和仁义」的「王道」为幌子，实际实施的是等级和特权，法律成为强化秩序的工具，严厉惩罚制服民众，操纵权力；国际上对中小国、弱国利诱和压服，对实力相当的大国使用所谓的「教化」并以共同分赃、利诱以积累自己实力逐渐弱化对方。阎学通引述管子：「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这种「天下」观以提升军力作为扩张方式之一，主要是通过与军事大国「俄国深化战略合作，争取结盟」，与美国竞争全球霸权。

 

阎学通回避了中共与朝鲜长期以来军事同盟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反映了中共从区域帝国到全球帝国的扩张轨迹。中共国师也将韩国作为中共帝国瓦解美国联盟体系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主张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如果不奏效，将进行经济和战略惩罚，迫使韩国放弃与美国紧密结盟反对中共帝国。中共近几年一直实施这些国师们的建议。不过这些国师没有提到的是，中共通过向朝鲜输入核武器技术，对韩国的核威慑和讹诈压制韩国和日本，在东亚称霸。中共帝国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也有类似的军事合作，在中亚和中东地区扩张。

 

此外，阎学通在2013年还为中共设计了建立同盟国并消弱美国同盟国的全球争霸策略。这些中共同盟国大多处于「一带一路」的枢纽，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老挝、柬埔寨等。他提出削弱美国其他同盟国的方法如下：

 

「对日采取接触政策，促使日本放弃对抗，在中美之间采取平衡立场。对德政策目标是把德国发展为战略经济合作伙伴，为此需要加强中德人权对话，以减少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对法政策需要尊重法国的国际地位，加强在全球事务上的协商，促使法国珍惜对华关系，确保法国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对印度需要采取政经分离政策，从而促使印度不介入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鉴于英国对外政策的中庸特点，中国的对英政策可无为而治。」

 

中共帝国近十几年来一直实施这种政策。对英国实施干预的「无为而治」，通过资助英国各主要政党影响英国对华政策。阎学通的策略类似于《战国策》和《捭阖策》，目标是使中共帝国成为统一全球「天下」的唯一霸权。

 

3. 以专制天下体系企图统治世界

 

阎学通称：「国家生存利益既不因国家政体不同而不同,也不因统治者控制了国家机器而成为统治者的私利…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并）不矛盾…「能搞好内政的国家并不一定就能崛起为超级大国，北欧国家便是最好的例证。」这反映了天下帝国的本质是保护专制并以此企图统治世界。阎学通和其他主张「天下体系」的国师们认为美国「以民主人权为名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但他们从不质疑中共发动的霸权战争，并将这些战争粉饰为「符合国际规范的正义战争」。他们引经据典的背书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对内专制和对外扩张的政策，为中共帝国称霸全球寻找正当性，这正是历代「天朝」投靠权势的文人可能被帝王「天子」看中的国师之路。

 

 

 

这类主张「天下体系」的御用文人从不质疑和批评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将中共党国专制和罪恶称为民主和正义，吹捧国家优于个人是所谓的东方或中国智慧，他们协助中共灌输和粉饰霸道和暴政的「大一统」，为中共剥夺公民普选权和其他公民权利辩解。

 

国师「天下体系」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共党国和人民利益的三位一体，企图掩盖中共政权是一直没有得到公民普选授权的非法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是中共帝国，是中共统治者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天下体系」的国师背书中共的「主权高于人权」，但同时试图使其他国家臣服于「天下体系」，借「天下」或「人类共同体」之名实施中共党国霸权凌驾于所有人的人权和其他国家的主权之上；以「天下体系」塑造的中华民族，对内实施汉族沙文主义，否认其他民族或群体信奉和实行自己宗教、或使用自己文化和语言的权利。

 

 

中共霸业与国师（一）谁的「天下」？服务了谁？

近十几年来，「天下」、「天下一家」、「天下之大业」成为中共官媒和影视的热门词汇。社科院和高校等以「天下」建构的政治文化观念和理论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用以「变革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主义思想」，将「天下」话语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那么这种「天下」话语的实质意涵是什么？

 

「天下」源于古汉语，是华夏族群定义自己文化和政治的词汇，「天下」逐渐演化为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即「我」与「他」、「内」与「外」、「华」与「夷」，也就是「中国」与「四方」的关系。

 

「天下」如何转化为打破现有世界秩序、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赵汀阳2011年出版的《天下体系》和他随后相关文章提供了这种方案的主要论述。这本书主张「天下比西方的世界有更多的含义」，「天下」「至少是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天下体系」超越了西方民主和人权的框架，超越的方法是以「民心」代替「民主」。

 

「民心」如何度量？赵汀阳鉴定了多数人「盲从、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愚蠢、庸俗」的人性之恶，因此只有「勤劳、智慧、勇敢、慷慨和见义勇为」等「美德」的精英们才能决定「有利于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实现这种人类普遍福祉的「天下要义」是秩序高于自由。赵汀阳在另一篇《天下秩序的未来性》文中称，现在世界是以主权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帝国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世界所有地方都理解为可以任意掠夺的公地…美帝国主义有两项超越主权国家体系世界格局的发明，一个是金融霸权，另一个是高于主权的人权策略。帝国主义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以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而只有国家观」。他主张「联合国或其他类似的各种国际组织都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框架…而天下体系不属于某个国家，而只能是所有国家（或权力）共有共享的世界权力」。

 

赵汀阳所贬低的多数人一点都不缺乏他所定义少数精英的美德，而他所说多数人的人性之恶，精英们一点都不少，而且更有危害。精英们往往不择手段、无休止牟取权力和财富，利用他们占据的优势地位更可能损害人类的普遍福祉。精英们控制的「天下体系」实际比赵汀阳批评的美帝国更缺乏人道。其原因首先是，「天下体系」不具有民主的基本功能，只能是专制精英之间的合谋或个别精英掌握绝对的权力。赵汀阳的精英集团替人民确定「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是没有人民授权的替民做主，与历代皇帝所称奉天之命统治天下万民的家天下、以及与中共自称「代表人民」和「民心所向」的党天下没有任何区别。精英集团也一样掌握着不受制约权力，剥夺了公民权利并禁止人民表达，「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只是由精英集团垄断的话语，这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样伪善。

 

赵汀阳认为“人权高于主权”是「虚伪的美帝国策略」。不过民主制度至少具有「天下体系」不具备的原则，自下监督甚至问责权力，权力之间可以制衡，民间可以发动社会运动反抗帝国战争和金融霸权。而「天下体系」下并更难形成民间社会运动，任何地方的批评都将快速被精英集团消声。

 

其次，赵汀阳对民主的认识仅限于代议制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形式。人类已经实践的民主不仅仅是这一种形式，还包括直接和参与民主以及其他形式的民主探索。民主起源不是赵汀阳所不以为意西方的发明。有史记载最早的民主实践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临近地区（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在公元2500年前，公民参加集会决定公共事务。这种形式的民众自治后来向东传到了南亚次大陆，在公元前1500年，由公民集会管理的共和国很普遍。这种民主形式向西传播，在2千年后的公元前5世纪才传到雅典。

 

民主不是仅存于赵汀阳所说的「同质」文化圈内，在不同的文化圈中都有这种实践。在赵汀阳推崇「天下」词语的发源地，如果不是中共70多年一直残酷镇压民主运动，中国完全可能实践民主。比「天下」发源地更东处于「同质」文化圈内的台湾、日本和南韩正在实践和发展民主。实践民主区域的公民比「天下」的臣民更不容易被精英集团任意宰割，更可能通过有保障的自由公共辩论、公民自治以及对权力的制约实现人类普遍的福祉。因此，是否可以实现人类普遍福祉，不存在赵汀阳所称的「东方」和「西方」的对立方案，专制或天下体系只保障独裁和精英集团的权力和利益，与人类普遍福祉只会越行越远。解决联合国的问题，也不是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方案，而是使现在民主向更符合正义的方向发展，组成世界民主联盟，消除全球范围的专制。

 

赵汀阳提出了「《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华崛起这种新兴民族主义情绪采用了西方的达尔文主义的强硬逻辑」，这是他书文中唯一批评中国现实的语句。然而，这种批评是服务于他的「西方思想可以思考冲突，但只有中国思想才能够思考和谐。」以及「政治上非法的霸道大国而不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王道帝国」，他所说「非法的霸道大国」所指是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帝国，而「王道帝国」是『天下体系』。历史上统治目前中国领土的帝国以及中共帝国从来都是以王道为表、霸道为里，与他批评的「非法霸道大国」相比没有本质区别，在许多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近20多年来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大量贸易盈余，是以强迫奴工或大幅压低劳工标准以及操控人民币而实现的，其后果是这些国家甚至连维持自己基本生计的生产线都成为奢侈品，从而丧失了对未来发展的控制，不得不依赖中共帝国，中共帝国创造了比朝贡体系更不平等的天下帝国体系。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和其他相关言说反映了六四后中共党国体制与学而则仕或充当党国智囊知识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党国专制的稳定需要这类知识人以古为今用和洋为党用的辩护密码和话语，这种粉饰话语也形成了中共软实力的包装；另一方面，国师们从中国专制故纸堆中以现代释义伪装成解决霸权问题的方案，这也为希望寻找解决代议、资本和帝国制度结合导致缺乏公正问题的知识人制造了幻觉。

 

 

公共空间中再现1989年民主运动的民间表达

2021年12月下旬，香港校园内有关1989年运动和六四的艺术作品《国殇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等被移除。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当局关闭了六四纪念馆，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书籍，收集六四资料和组织纪念活动的支联会被迫解散。此外,香港当局禁止了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公共集会，出席公共纪念活动的人士被起诉和判刑。这一系列的镇压与在中国的压制措施越来越类似。那么，中共在过去的32年如何压制公共场域中有关六四的独立表达以及民间如何承继反抗的表达？

 

中共抹杀真相垄断六四的叙述

 

中共以媒体垄断和压制独立表达阻碍民间对1989年运动的探索。在六四屠杀后，中共大规模羁押参与者，清查强迫社会背书官方的六四版本。官方对1989年运动和六四镇压的垄断叙述主要使用三个词语「动乱」、「暴乱」和「风波」，在过去的30多年中在不同阶段以不同频率使用这三个词语，强迫公众接受和背书官方的叙述，禁止并消除在公共空间与官方不同的民间叙述和表达。

 

1989年4月2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以「动乱」定性了从4月15日到6月3日之间的抗议活动，这种定性不仅回避了运动期间大字报、民间刊物、游行、静坐、绝食的要求（包括开启民主化、保障言论自由和民间办报、公布中共党国领导人和家人财产、否定官方对运动「动乱」的定性、公开和平等对话）；而且指控运动参与者制造动乱以及自治组织为「非法组织」。事实上，北京在运动期间社会治安和秩序是过去几年同期中最好的。中共高层以「制止动乱」和「恢复秩序」为名从5月20日在北京实施戒严。

 

6月3日晚至4日，戒严部队以重型武器开道，在通往天安门的街道和广场内屠杀平民和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在与天安门四君子谈判同意抗议者离开广场纪念碑后，坦克仍然追杀撤离者，随后几天继续射杀平民。中共对被捕人士的任意处决持续到同年底，将反对军队屠杀和抗议军队镇压的行动定性为「暴乱」。1989年6月4日至同年底，《人民日报》描述这次运动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暴乱」，其次是「动乱」，再次是「风波」；1990年「动乱」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其次是「风波」，再次是「暴乱」；1991年及之后，「风波」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动乱」其次，这两个词汇频率高低排序此后维持不变，出现次数有递减趋势，「暴乱」在六四屠杀10、20和30周年前夕再度在主要官媒中出现。

 

中共对1989年运动筛选、删节和篡改的垄断叙述掩盖了运动争取民主、反抗中共专制的真相，企图为镇压提供正当性。官方操纵传媒使用三个词语在不同时间以不同侧重和频率，针对了不同的代际。在六四后20多年内，当局的压制和背书策略试图使经历者或记忆者在公共空间中保持沉默，使年轻世代只知官方版本的叙述。2016年后，中国互联网升级的防火墙和封杀手段使民间的六四叙述越来越稀少。而民间的「铭记八酒六四（八九六四）」、株洲10名市民以身体排字六四、陈云飞的六四纪念活动等被消失，这些活动的参与者被以欲加之罪或构陷指控关押。事实上，中共强制多数人沉默或背书官方换取平静生活是它的重要统治术。

 

南京大屠杀和六四屠杀：民间探索屠杀原因和真相

 

中共处理六四的另一种手段是利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转移公共关注六四屠杀，塑造党国可以控制的集体记忆，并以煽动军国民族主义牟取合法性。2014年，人大常委会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为中共领导人每年出席讲话的权力地标，借此掩盖中共抗战期间消极抗日、扩大势力、建立专制政权的历史真相。此外，中共也在中国和香港垄断的教科书上大量增加南京大屠杀内容，使年轻世代转移对中共暴政的关注。

 

中共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同样只允许背书它的垄断版本。六四28周年时，史庭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讲演，呼吁公众不要忘记另一次屠杀—六四屠杀，随即被拘留和判刑。不久之前，震旦学院教师宋庚一讲课中提出了「南京大屠杀中课本中的数字要有史料支撑」、「应该反思一下战争是怎么来的」而被开除教职，乡村教师李田田因在微博上声援宋庚一被送入精神病。中共将比较南京大屠杀与六四屠杀言论设为禁区，压制民间探索屠杀原因和真相，任何与官方叙述不同都被列为禁忌。

 

公共记忆中反抗的承继

 

香港社会在过去32年一直在公共空间借助各种媒介记录或再现1989年民主运动，形成了香港公共记忆中反抗的传承。研究六四资料、公开讨论、组织纪念活动、公共空间的六四艺术品，使被压迫者将探索历史真相并与现实问题相联系。

 

在不同的空间中记录或再现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是民间反抗党国塑造集体记忆、独立思考的重要思想来源，传承和超越公共记忆的反抗思想是共同抵抗社会运动的前奏，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香港争取普选的雨伞运动和大规模的「反送中」抗议都有印证。

 

中共在中国和香港限制公共空间的独立表达不会奏效，民间寻找真相和公共记忆中反抗的传承如同地火在地下运行。

 

立法会选举：香港社会争取平等普选、抵抗极权的方式和空间

  12月19日，香港立法会选举，这是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和以「爱国者治港」修改选举制度后的首次选举，建制派获得了全部90个席位。中共声称「爱国者治港」获得大多数香港人的支持，那么香港多数人如何借助立法会选举争取平等普选、抵抗极权表演？

 

多数香港公民争取平等普选、反抗民意机构沦为橡皮图章

 

1997年以来，中共统治香港主要通过有效控制特首和行政当局，使香港行政当局完全沦为听命于中共的傀儡政府。面对六四后越来越多香港人要求平等普选，为保持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党国垄断企业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基地，中共保持了英国香港殖民时代功能组别精英内部互选和部分直选的混合制度，但在选举制度设计上确保支持中共的精英占据立法会的多数，严格限制直选议员不超过一半，以防止立法会泛民主派形成多数否决香港当局的施政措施，同时利用行政和立法的双重影响，使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逐步沦为中共的附庸。

 

1997年到2016年的六次立法会选举中，香港选民日益增加支持倡导全面平等普选的议员。在立法会直选议员席位中，泛民主派赢得的席位一直占多数，并且比例有上升趋势。中共不断修改选举制度作为压制手段，限制立法会中泛民主派议席数量。随着全球实力的上升，中共从2016年开始指示香港当局以立法会宣誓内容和程序为由，取消了六位直选议员的议席，这六名议员倡导平等普选或人民自决决定香港的前途。随后，香港行政当局开始逮捕或起诉推动普选和自决的社会活动人士包括民选议员。

 

2020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为名，剥夺任何批评中共和香港当局议员的议席。随即立法会中四位议员失去了议席，这四位议员反对香港《国安法》或要求对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问责。泛民主派的其他15位议员全部集体辞职，抗议当局将立法会变为橡皮图章。今年3月，人大通过了「爱国者治港」条款，许多区议会议员也失去了议席。

 

中共目前的选举制度及议席分配全面控制了香港立法会，以防止民主自决的人士当选。立法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立法、监督、制约和质询政府的功能。这次香港立法会选举90人，通过三种类别产生，其中直选20人，功能组别内部选举30人，1488人的选委会内部产生40人。这些制度安排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更大程度保证亲中共人士当选，全面设置障碍排斥支持民主自决的候选人。其一，由亲中共的「候选人资格选委会」和「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严格筛选和提名候选人，使极少非建制派人士能够获得提名。其二，香港重新划分地方选区，增加亲中共选区的席位。虽然这次立法会成员从原来的70人增加到90人，但直接选举的人数却从35人减为20人。即使个别独立候选人被象征性提名，选区划分和议席分配使其当选可能性极小。功能组别和选委会挑选的成员和被推选的候选人都是完全听命于中共的精英利益团体成员，而这两个组别以近80&的席位控制立法会，配合中共更加不受制约地奴役和掠夺香港平民。

 

反抗国安维稳的社会运动

 

普选成为从198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后香港社运最重要的动员议题。每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始于中共强推剥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法案或政策，如反抗23条游行，「反国教」运动，「831決定」导致的2014雨伞运动和反逃犯条例运动，这些运动最终都转化为争取平等普选的诉求，并对民主自决人士赢得立法会多数直选议席和区议会议员产生了助推作用。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共近年来采取了更严厉的镇压措施，解散独立的社会组织，压制自由表达以及禁止和平集会，摧毁社会运动空间，大量羁押民主和自决活动人士包括多数香港人选出的民意代表，其目的是压制民间自主的社会动员争取真正的平等普选。

 

为使这次立法会选举表演成功，中共和香港当局安置了数名「自称非建制派」而实际是听命于中共的候选人参加，以吸引更多选民投票；拘留或通缉公开呼吁不投票和投废票的人士。尽管当局使用欺骗、打压手段，但是这次香港立法会直选投票率仅为30.2 %，这是1997年中共控制香港以来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最低的一次；远低于上一次2016年立法会选举投票率58.28％，更低于最近一次2019年区议会选举投票率71.23%。这次选举投无效票比例是为2.04%，也是历届立法会选举比率最高的一次。这都反映了「爱国者治港」不得人心。香港大多数人拒绝参与操控的虚假选举，正在实践新的方式共同抗争。中共企图使多数香港人背书专制是自己的黄粱「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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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彭帅被性侵事件:女权与民主不可分割

 11月2日，女子网球双打世界冠军彭帅在微博发帖，指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对她性侵。这个帖子和评论在20多分钟内全部被删除，彭帅也随即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专制与父权制

中共的专制特性显而易见，但是对其父权特性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部分原因是中共的宣传口径造成的。中共建党初期到夺取政权前，将五四运动倡导的「妇女解放」和「反对父权制」作为口号，动员皇朝父权制度下长期处于压迫地位的女性参与革命。不过对女性议题、话语、内容、释义和仲裁的最终决定权都掌握在中共高层男性领导人手中。女党员往往被排除在女性议题的讨论之外，不能质疑和挑战男性领导关于女性的论述，也无法形成女性的独立表达。中共前四届党代会（1921-5）和共产国际会议只有极少数女党员列席参加，而且都是作为男性领导人的妻子或由男性领导指定的次要角色。除了与妇女相关领域或男性不愿从事的工作外，女党员很难获得在中共内部正式的政治地位和领导角色。即使在一些与女性相关的特定领域，女性也受到男性的监督和指导。1927年后，中共开始实行集中制原则，要求下级对上级无条件服从，这也更加强化了它在性别方面的等级模式。父权制度不但没有受到挑战，反而成为中共在组织、运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核心机制。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建立了以中共中央为轴心的党国制度。中共效仿苏联，以「英雄母亲」作宣传鼓励生育，将女性作为繁殖劳动力的工具。女性的身体不仅是生育工具，同时也被转化为廉价的劳动力。大跃进时，中共将「妇女是半边天」的民谣改为「妇女能顶半边天，绝不叫苦站旁边，挑土打炮扛大锤，我们一马来当先」。农村地区的女性处境尤其艰难，不仅要与男性付出同样的艰苦劳动，又要生养后代，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而得到的回报仅仅是食不果腹的口粮。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都无异于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女奴的实际地位比男奴更低，看似女性走出了家庭男权的束缚，但是实际上是陷入了党国父权的陷阱。

父权制度下的专制与市场

邓小平时代启动经济上的“改革”，将市场与专制联姻。然而在父权制度下，男性较之女性更占据优势，更容易操控市场。首先，掌握权力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寻租牟利的过程，让他们占有权力和市场的双重垄断位置。中共及其利益集团主要榨取庞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劳动力的生产利润，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但官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大量农村户口人口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当局强制结扎女性，以减少女性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时间，使女性投入更多时间从事生产，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大量年轻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农村中老年女性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力并承担抚养儿童的重负，她们也是中共统治下最贫困的人口。年轻女性的身体和形象成为消费和高利润产业，被塑造成为迎合父权制和男性消费者的产品。农村女性尤其受到专制和市场的双重压榨。

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继续以控制女性身体为强国工具，从允许二胎到奖励三胎，以牟取更多后备劳动力创造的利润，同时鼓吹女性回归家庭。官产学媒等行业大规模网罗了更高比例的男性进入权力体系，这也强化了男性特权者或接受男尊女卑观念的男性自觉或无意识地成为维护中共父权和男权中心制的帮凶。被中共高官性剥削的女性很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言说，主要原因是中共执政以来的系统灌输。这些灌输一直强调在女性领域和家庭中「党的全面领导」，尤其中共近年灌输的「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包括「妻贤夫安」和培养「女德」。这套压迫的性别意识形态通过现代党国制度教育和宣传系统、社会组织包括花瓶组织妇联占据女性领域，强化了女性次等地位的观念和困境。

在这种体制下，女权问题从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议题，性侵问题只是作为执行最高领导人「战略部署」的附属品。例如，中共为了更有效控制娱乐行业的影响，逮捕了被指控性侵的娱乐界明星吴亦凡。但是从学校到职场大量的性侵案不仅无法以正义原则处理，敢言女性反而被骚扰，主要原因是男性性侵者比女性受害者的社会地位更高。

在党国父权制度压迫下的女性反抗

对彭帅性侵的犯罪人是中共最高层成员，因此对张高丽的全面、公正、独立和透明的调查在中共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中共统治源于暴力高压并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党纪国法是由中共最高层依照其意志制定和解释的，因而对金字塔顶端官员没有任何约束力。这种一党垄断的父权制，权力越高意味着越可以肆意胡作非为而不受任何惩罚。

彭帅勇敢说出被性侵、被侮辱和处于党父权压制下女性卑微的地位，她的自由表达被封杀和丧失人身自由，这与中共近年来严厉打压女权运动的方式相同，都揭示了在党天下女性的生存状况，凸显了与民主国家女性状况的本质不同。在民主国家，女性对权力精英性侵的指控，从事保护女权活动，政府不能打压。这也说明在中共父权专制统治下争取女权与争取民主密不可分，民主与女权的关系不是先后次序和轻重问题，而是相铺相成同样重要；男性更需要认识中共父权并反省男性中心和贬抑女性的观念，支持并参与女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