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29 December 2018

我所经历的学运和89年民主运动

六 四已经十五周年了。回顾历史,将八九年的运动放入八十年代的背景去分析,正像将五四放入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去考察一样,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狭义八九 运动,是指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6月4日运动被镇压。广义地说,它的来源大致有:中共有限度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经济改革和开放,79民主墙,中共对社会 控制能力的下降,知识界的反思,89年前的校园民主和学运等。我认为北大80年代中后期学运和校园民主,至89年的学运和全民民主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一、在官方控制下,寻找突破口

因 为我是85年9月考入北大数学系本科,从85年到89年,在北大的四年,刚好让我经历了从85年学运到89年的运动,所以我今天主要从北大80年代中后期 学运的演变去回顾这段历史。89年的运动和北大80年代中后期学运的起因、发展以及运动的表现,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89年代的运动。

1980年,北大区人大代表竞选,虽然许多参加竞选的学生,后来被官方内控起来,以致这次竞选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但是参与的人,有一些作为青年教师留校。 他们许多人对80年代的校园自由化和学潮,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北大校园气氛比较活跃,有政治改革的诉求,所以一直寻找合适的契机。

 85年9月份的一个契机,就是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当时学生采取的手段就是在三角地贴大字报。一开始仅仅是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 国神社,接着就发展为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改革。贴大字报是当时争取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进一步,学生要求上街游行。开始校方关校门,后来学生一再坚持,校 方不再关大门了,有数百北大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

二、突破心理恐惧,挑战官方禁令,关注政治改革,成立组织,学运在高校合作的雏形

86 年初,北大历史系的两个本科生,张晓辉和李裁安, 因为书写《青年马克思主义宣言》并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小组,当年3月晚间和凌晨他们在北大被绑架。只有部分学生知道后在食堂、宿舍、和三角地等不断张贴寻人启事。可惜这件事没有在学生和知识界产生强烈反响。1986年10月北京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张晓辉和李裁安,允许被挑选的北大师生旁听,当庭以“反革命宣传罪”判刑3年和2年。这条消息登 北京日报的第4版上。

自1986 年底到1988年,北大学生在聚会和学运期间呼吁释放张晓辉、李裁安和其他政治犯,有讲演者说中共以反革命加罪于主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共又自我标榜信奉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共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中共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定为反革命组织,中共是非法的反革命组织吗?也有讲演者说,北大以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为校训,有任何学生因言论和集会被捕,在1949年前校方都要求当局释放,但现在北大校方对张晓辉、李裁安因言治罪,不闻不问。讲演者还说,以言治罪,违反言论自由的原则,应该取消反革命等以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86年底的学潮是从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经上海传到北京,12月22七日左右清华大学学生游行到北大,北大部分学生也参加游行,但到 白石桥终止。可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游行理由。随后几天三角地出现大字报,同学们讨论是否应该游行,团中央教育部等多人到北大劝阻。

大约12月28日,北京 市“人大”,通过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的“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官方以立法的形式限制游行,正好为游行找到了合理的理由。有北大学生提出按程序申 请游行,组织游行,但遇学校有关方面的警告,“被迫撤回了申请”。这种公开组织抗议活动的模式,压力太大,所以学生被迫以一种串连,贴大字报,三角地讲演 辩论的方式进行。这种模式大概一直持续90年六四。在89年运动中,更以这种方式,与北大筹委会运作互相配合和呼应。

87年元旦清晨,海淀广播站开始广播 “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广播说未经批准的游行非法,非法参加游行者将严惩不贷。许多校方干部在学生宿舍门口观察学生出入,但仍然有北大和其他 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聚会游行。傍晚北大校园传来北大学生被抓。据估计,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学生35人。立即北大学生在校园聚会游行,向 校方提出包括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公正报导学潮等4条要求。然后约5千学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

游行过程中,大家辩论是否罢课问题,相当数量的学生不同意罢课。中共元月2日凌晨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随后几天,中共继续声称这次学运受少数人利用,刊登于《北京日报》。因此,北大学生在元月5日焚烧《北京日报》。在这次学潮 过程中,讨论是否应该建立学运组织,学生的主流意见是否定的。理由是:我们第一步需要争取言论和集会自由。中共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主要是整肃党内异议人士,加强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反而更刺激了北大师生的不满。这也是北大师生组织学运和抗议活动的动力之一。

1987年许多师生帮助李淑娴竞选海淀区人大 代表,最终李淑娴高票当选。学运的另一个背景是:中共高层在80年代中后期,总体上讲,并没有政治改革的动力。因此,知识界不断呼吁中共启动政改,北大一部分师生经常在两会期间组织了一系列的大字报,要求政治改革等,以及知识界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和提高教师待遇。有时也组织静坐抗议活动。

1988年,发生柴 庆丰事件,北大研究生柴庆丰被流氓打死。一些同学公开出来组织抗议活动,在三角地集会讲演,学生自报姓名,组织了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持续了大约10天, 以张贴公告,各系串联,在其他高校张贴大字报,讲演、开会等方式,组织学运。在是否组织去天安门广场游行的等问题上,北大许多学生愿意上街游行。但是北大 部分师生已经注意到王震杀气腾腾的讲话,以及对87年抓人记忆犹新,力劝行动委员会不要组织游行,改为到广场散步。加之其他高校和社会上没有反响,行动委 员会成员受到官方的警告和压力,这次学潮大约在6月17日的广场散步为结束。

这次学潮之后,行动委员会成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清查。大概从86年起到89年运动,北京 高校一直为学潮的重要力量。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北大等北京高校和社科院中科院的师生,共同参加和组织了一系列的游行、静坐、集会沙龙和讲座等 活动。在北大学潮期间,北京其他高校的师生也去北大张贴大字报和参加讲演。这为89年的民主运动高校联合打下了基础。

三、高校联合,全民声援

下 面,我回顾一些1989年这段历史。这段历史记载较多。我着重回顾运动的部分线索和相应事件的联系。1989年,54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年, 知识界、社会各界人士和学生中酝酿做些什么。89年初方励之的公开信,知识界公开信,要求特赦和政治改革,官方将其定为89年动乱的起点。

胡耀邦突然去 世,高校悼念和抗议活动并存。417政法大学游行抗议活动和417到418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游行和静坐,向人大递交游行请愿7条,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 “不服从”“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1989年4月19日以后,更多高校的许多同学,公开出来组织抗议活动,成立自治的学生组织,并建立北高 联。

420中南海静坐请愿,学生被殴打,以及422胡耀邦追悼会下跪递交请愿书,官方不理睬,使学生情绪更加激愤,这也是前期学运继续的动力之一。中共用 恐吓的426社论阻吓学运,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成功地组织了427大游行。这次游行使北京社会各界开始广泛、公开地支持学运,后果是平反426社论变成成为 89年中后期学运抗议活动新的动力和要求。社会各界普遍乐观,一些中共传统的驾驭术开始失灵。

在这个阶段,中共内部对学运处理有不同的意见,这正是4月 底,5月初中共以怀柔方式出现,有选择性地对话,直至赵紫阳亚行会议讲话,肯定学生爱国。但是中共高层总体对学生自治组织等有恐惧感,故在与学生自治组织 的对话,一直采用拖延的方法,希望象前几次学潮一样平息下来。同时,北大有相当多的学生不满中共对学潮的处理方式,但很少有人对中共内部变化有足够的认 识,对中共专政政权的残暴有足够地警觉,自然对中共消除异己的手段方式,认识也不足。

运动的组织者和活动分子也担心学潮平息下来,象前几次学潮一样,没有 任何实质的东西留下,如学生自治组织和学生自办刊物将被取缔,以及学运参加者被清查。这些都是学运继续的理由。同时为了表达对中共处理学潮的不满,在大部 分北京高校陆续复课以后,北大北师大,虽然坚持罢课,但实际复课的人数增加。然后在54以后组织了几次游行递交请愿书,包括记者和知识界的游行。但是中共 未能及时有效及时回应,社会各界不能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学运配合,以增加对中共的压力。而学生的54以后的游行参加人数,有下降趋势。因此部分学运参 加者,认为只能依靠学运自身增加强度,对中共增加压力,这也能带动大部分师生参与绝食活动,从此角度看而言绝食在所难免了。

悲情中的绝食,这时中共以对话 的姿态怀柔,但不愿(从中共高层而言,也许不能)满足绝食学生提出的全部要求。自然中共的这些作为,也很让难绝食学生等信服。在这种背景下,知识界从中斡 旋说服,也很难奏效。当时参加抗议的许多学生市民,在中共宣布戒严僵持3天以后,5月22日以后开始大面积的疲劳和松懈。许多人一直以为中共最可能的方 式,象45运动一样清场。学潮绝食运动中出现的组织不能有效地联合,由於对运动的前途方向,和在撤离留守的行动步骤意见不一致,甚至前后矛盾。实际上,大 家疲于应付戒严以后的抗议声援。以及希望召开人大的解决问题等,也失去了撤回校园的几次尝试。

绝食后,北京社会各界开始大规模介入学运,这种压力,使中共 内部的分歧加大。以信服暴力专政方式维持政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言,威吓参加抗议的人,同时清除和威吓党内异己,选择军队介入,开始可能是一箭双雕的方 法。但是党内一些异己被清除,民众不但没有被吓走,反而增加了抵抗的决心和信心。

这种情况下,中共内部的分歧和来自体制内外的压力,迫使中共最高领导人需 要花时间“统一意志”,特别是军队“统一意志,听从指挥”。期间也有来自官方的信使传达希望谈判的信息。当中共最高领导人有效掌控党内意志和军队后,谈判 也没有音讯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早先放言杀人,也试图采用45运动清场的方式,不成功。中共最高领导人虽然自恃能有效掌控军队,但担心日久生变,最终以血腥 镇压了这次运动。

虽然89民主运动被镇压了,但是89民主运动中,追求自由和民主,体现人类高贵的精神,为民族和人类留下永恒的遗产。

                                           完

注1: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和伦敦"个"书院于2004年6月8日在伦敦联合举办了"六四"15周年回顾与反思研讨会,我的会议发言根据这篇文章。

注2:初稿写于2004年5月,2018年12月增加有关要求呼吁释放张晓辉、李裁安和其他政治犯的集会,主要根据我对现场的记忆。1988年6月底,我看到北大党委编辑的1988年6月学潮资料,也记录了现场的部分发言,没有记录发言者姓名

注3: 2018年下半年,中共一直镇压佳士工人创立独立工会和压制高校支持工人的学生,控制和改组北大马克思学会,在校园绑架学生。


Sunday, 22 April 2018

邵江:六四天安门广场亲历记

法广记者安德烈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的采访, 原文链接http://www1.rfi.fr/actucn/articles/113/article_13842.asp


1989年六月三号,历时一个半月的八九民主运动将以悲剧告终的前夜。邵江,21岁,北大数学系学生,北高联常委。六月三号夜间,大军压境,杀机四伏,在天安门广场昼夜坚守的邵江预感要出事,晚十点半左右,离开广场纪念碑,去看其他住在帐篷里的同学,希望劝说大家或者回校,或者向纪念碑附近集中。然而他走到长安街不久,就亲眼目睹了军队开枪杀人的情况。当年在六四凌晨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邵江,目前在伦敦流亡。他向我们回顾了1989年6月的那个血腥的夜晚。3号晚间十点多,他离开纪念碑不久后就看到了军队在开枪。

我在燕京饭店看到军队开枪杀人

“我顺着长安街走,就听到了戒严部队的通告。这时我就沿着西长安街往下跑,一直跑到燕京饭店一带。这时就听到了枪声。突然间看到人流往我这个方向跑,我还没有回过味来,就看到了坦克,装甲车,装满士兵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快速地在主街道上开。人群在人行道上奔跑。军队的车辆开到燕京饭店一带就开枪了。向人行道上开枪。我们很多人就赶紧爬到地下。我们听说军队在木樨地已经开枪了,木樨地离燕京饭店只有半公里左右,但是当时在燕京饭店迎向军队的人群可能并不一定认为那边真的开枪了。等到军车开过去了,就看到路面上有血迹。人行道上也有被射伤的,被射死的。很多人又害怕又愤怒还跟着军车跑。
“为什么跟着军车跑呢,我当时是想去看一看堵军车的情况,能不能堵住?还想看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可能是下意识的,可能就是想往天安门广场跑。我觉得广场会出事,会出大事。就急着往回跑。军车跑得快呀,但我还是能看到它往天安门方向走。一直到西单路口。在这一路上,你都能看到有人被射倒,一路上都有血迹。有的躺在马路中间,有的躺在人行道上。军车开枪实际上就是要杀开一条血路。很多在大街上的人这时全都赶紧撤到人行道上。军车前进时一路上都碰到路障,但路障不太管用。一直到西单路口那个路障,是用好几层公共汽车拦着路,结果军车花了许多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目睹了军队用坦克撞路障,然后继续向路边的人开枪的情景。我在现场看到一个医生,他想去救一个人,就举起手,穿着白大褂,就喊:我是医生。他就慢慢往过走。还喊着:不要开枪,他很快就被射倒了。

从南池子绕回天安门广场时看到军队在打胡同

邵江这时彻底意识到军方发动的是一个军事行动,到了这一地步事情已无可挽回。不管你和平抗议也罢,你采取公民抵抗的方式也罢,对军队来说都毫无作用。这时邵江就想重返广场说服同学撤离。
“但那时你已经不可能沿原路回到天安门了。因为西单这边部队是从西边开进来的。我估计人民大会堂里头的军队会跟他们配合行动。还有一部分可能从东面开过来。我当时不能确切知道西单广场的情况,我就知道很多人都绕开走,所以我也绕了。往北穿进去,然后再进到南池子。这时看到有一些步行的士兵。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分散行动。有一部分是跟着坦克车,在军车上;还有一部分是分散的、步行的。所以在南池子又看见军队进到南池子街里头打胡同。胡同里有人喊:法西斯 ! 扔石头。军人就开枪了。离我不太远,有一个人被射倒了。有的就在房顶上被射中了。我躲在一个建筑的后面,那个射倒的人离我不很远。等枪声过去了,士兵们向广场方向跑去,这时,我就抬过一个人。刚才我在西单路口也抬过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身上怎样,天很黑,我也看不清。我就想进到广场。这时我已看到部队从东边过来了,就是从北京饭店那边过来。所以我就赶紧从南池子口穿过一条路,然后直接穿到历史博物馆。我不敢直接进去,因为部队已经从金水桥那边往东边开。开始布防。我怕被射中。从南池子出来的时候,很恐惧。然后从历史博物馆那边穿出去,到了历史博物馆前面,然后再往纪念碑方向走,那一段路非常黑,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跑了。那是真的怕被冷枪打中,这样我就一直跑到了纪念碑。

劝说四君子与军方谈判

邵江从外面冒险再回到天安门广场以后,就是要说服大家撤离广场。他在南池子听到一个在现场的红十字会的医生讲,整个长安街上已经被打死大概两千人了。邵江想,在这种情况下,再死两千人,恐怕都不能阻止军队的屠杀。他下决心要说服也在广场支持学生的周舵和侯德健直接跟军方谈判。
“我就跟周舵建议:‘周老师,你现在绝食,脑子还清醒吗?’周舵说,‘没问题,还清醒’。我就给他讲,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就说已经死了很多人,流血已经够多的。我想建议大家撤退。但这么多人,很难集体撤退,风险非常大。我给周舵说,你能不能跟侯德健找军队去谈判。因为你头脑很冷静,侯德健名气很大。他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周舵和侯德健去谈判。刘晓波,高新守在广场。因为我发现广场有散见的枪支,我就跟周舵说,不要说开枪了,就是扔一个石头,整个周围的人恐怕都要遭殃。既然是和平的方式,那就把和平非暴力坚持到底吧。我们不准备军事对抗,把看到的枪都砸了。纪念碑上当时至少有两支冲锋枪,刘晓波带头砸。
周舵侯德健去了两到三次。举着白旗去的。有一个医生陪着他们。第一次跟军方交涉说可以。当时,在纪念碑这边,刘晓波,高新用喇叭劝大家一直要保持和平非暴力方式,而且劝大家说中国民主化进程很长。所以我们这些广场的人都必须为中国民主化努力。周舵和侯德健回来后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同时传达了谈判的结果:六点以前要撤离,军方说否则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我们就用喇叭跟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交流。我草拟了一份东西,以北高联的名义广播,让大家和平撤离。封从德也在上头讲要和平。一直到四点钟左右。周舵最后一次同军队交涉完回来再劝,大约是早晨四点二十左右。封从德开始主持表决。我那时在纪念碑第三层,面对人民大会堂方向,就看到坦克慢慢往纪念碑方向开,压帐篷。

坦克压帐篷的情况

这时,一颗子弹射到喇叭上,喇叭打哑了。我看到士兵从人民大会堂那边,一对一对的匍匐前进。坦克从北面往南压帐篷。枪声一完,士兵就上来了。平举着枪,呵斥学生。然后推搡。我看到很多坐在纪念碑北面的学生遭到践踏,有些人被踩到底下了。我也被赶到下面,那面的人被踩成了什么样就不知道。然后坦克就把纪念碑封起来。我们就按照周舵谈的往前门方向撤走。在离纪念碑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我停下来想看看帐篷里面是否还有人,就转身跟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能不能让我回到帐篷里看一眼,他没说话,旁边一个士兵就把枪口压低了,我就赶紧走了。
帐篷里是否还有学生,我看不全。晚11点以前,我会看一眼,里面的人睡着了,我就跟他说,你别睡了。要么去纪念碑,要么就想别的办法走。那时候我看不全,所以我不知道帐篷里头还有没有人。
周舵他们与军方达成六点以前撤出天安门的协议。但军队没有给学生留下一点时间就冲过来了,根本没有等到六点,军队在四点半左右就动手了。
我赶紧往西南口走,出了这个口,就看到梁二,陈真,还有几个香港学生,拉了一排纠察队,面向南面,阻挡市民和学生。劝许多想进到广场的市民和学生离开。我也拿起喇叭劝他们。说如果不离开广场,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下手。我正说着呢,有一个朋友冲我招手,让我出去。我一出去,他问我你的T恤怎么了?我一看,上面有血。他说赶紧走。我就跟他走了。转小胡同,胡同里的市民给我套上一件夹克衫遮住血迹。最后回到北大大概早晨九点多钟的样子。

逃亡 秦城监狱 流亡

邵江第二天就离开了北大。随后辗转全国,四处躲藏,89年8月30号在珠海与澳门相接的伶仃洋偷渡时被抓 。最后关进秦城监狱。前后囚禁十八个月。1997年流亡,现在英国伦敦定居。

公民广场

邵江 北高联常委
16/05/2009
公民广场

Thursday, 29 March 2018

资本、集权和帝国-评英国首相中国行

“黄金时代” 实质操盘是由英国政商精英和中国独裁寡头的合谋。中国希望利用脱欧后英国的弱势,更有效地渗入全球金融资本的运作。中国用鱼饵策略使民主国家无原则争利,使中国帝国利益继续坐大,如果这些民主国家现在不改弦更张,他们最终都将成为中国“”的牺牲品。

旅居英国的中国问题学者邵江谈特蕾莎中国行-法广记者


2018年伊始,欧洲多国领导人便纷纷踏足中国。继法国总统和北欧及波罗的海七国议长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于1月31日至2月1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特蕾莎梅出任首相以来首次到访中国。本次访问意义何在?中英两国关系今后将朝向何处发展?对此,旅居英国的中国学者邵江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首先请针对英国首相本次出访中国的背景和主要目的谈谈您的看法。
邵江:特蕾莎梅访问的背景是英国脱欧。她实际是通过跟中国谈出一些签单,来增加她跟欧盟谈判的砝码。在访华期间,特蕾莎梅针对欧盟的一个谈话(显示):在脱欧之后两年后就不(再)给予欧盟来英国的欧盟公民以往的权利。这实际上是给欧盟施加脱欧砝码。英国脱欧跟欧盟的贸易关系肯定会受影响,特蕾莎梅想用与中国的贸易作为补偿。在单一市场和其他方面,她就要获得更多的谈判砝码。这样就让欧盟接受它进入单一市场、给它更少的障碍,包括减少脱欧交的钱、至少可以讨价还价。她这样在跟中国的贸易过程中,施加对欧盟的压力。是非常短视和愚蠢的。单从经济角度,她根本无视欧盟实际上是占其贸易额的百分之五十,而中国只占大约进出口贸易额的百分之六,2016年货物贸易比2015年还有下降。没有意外,与中国贸易近期不会有大幅增长。而且中国每年对英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大约是两百多亿英镑。所以其实可以看出她是非常短视和无原则的政客,她不知道与谁是享有共同制度基础有分歧的同盟,谁是民主的颠覆者,与中国专制政权交易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付出什么代价。
还有另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去年在英国大选。特蕾莎梅原来预计可以在大选中赢得绝对多数,在国会中她的政党以绝对多数执政,来增加她脱欧的谈判砝码。但是没有想到,大选结果,她的政党从一个多数党一下变成了在国会中不能超过半数的党。其他政党不愿意与她的保守党组阁,她只能与北爱尔兰支持统一的、压制妇女权利的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同时的隐患是这个联合政府损害了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中各方平等分享权利的原则。所以这个政府岌岌可危。如果各反对党联合在国会中频繁搁置政府议案,她的政府就会垮台,被迫提前举行大选。这个政府都不知道,它到底能维持多久?所以她现在打算用中国的贸易来带动它的经济发展,用钞票换取选票的不足,以便在下一次大选中获利。这次出访,她给公众交代信息是:英国北方钢铁工人大量失业,是因为中国的钢材进入英国进行倾销,访问目的是让中国政府减少钢材对英国的倾销,保护英国钢铁工人就业机会。实际上这一点她也没达到目的。我们看一下她在中国的三天访问行程中,没有达成这方面的效果(协议)。
法广:中国为什么格外重视英国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立场?英国首相本次在中国的访问中, 在相关问题上的最终表态是否符合中国的期待?
邵江:中国重视英国在“一带一路”上的立场,其实它对其他国家,也希望这些国家背书。比如希望德国、法国背书。现在中共的经验是:从历史上来看,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最具有利益交易性质。前几年,有关亚投行的成立,英国是第一个欧美民主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然后其他西欧国家和澳洲国家竞相加入。中国用鱼饵策略使民主国家无原则争利,使中国帝国利益继续坐大,如果这些民主国家现在不改弦更张,他们最终将成为中国“两桃杀三士”的牺牲品。让英国背书之后,便于让其他国家背书。看来中国这次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法国、德国都没有背书。唯一背书的大概就是波兰,波兰的分量不足。所以英国如果要是背书的话,其他国家可能重新考虑背书。自然中国就觉得在整个外交上,它的一带一路在经济上,有利于帝国扩张。这是中国的基本的立场。再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非常重视英国呢?就是中国大使刘晓明讲,中国要在英国脱欧之后,把英国的金蛋拿下来。所谓金蛋,他说的模糊。但是我觉得从一些基本数据来看,英国金融服务业盈余超过700亿英镑,它每年带来的交易顺差是600多亿英镑。所以中国继续十几年在英国的大量投资、包括对伦敦股票市场的大量的投资,它基本上就是想在伦敦股票交易量中再增大自己的影响,它就可以在金融的交易中增加它的顺差量。现在中国基本上对全世界所有国家货物贸易都是顺差,如果再加上金融,实际上是全面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核心,可以更有效扩张。它也可以更大地影响到民主国家主权、政策制定等方面,争夺全球霸权。虽然特蕾莎梅没有完全背书“一带一路”,但是中国为什么还给她一些单子呢?大概得到是跟法国差不太多的(单子),中国希望利用脱欧后英国的弱势,更有效地渗入全球金融资本的运作。当然英国不少银行也从事离岸资本的避税洗钱,像巴拿巴和天堂文件揭示它们和中国、香港金融机构合作帮助习近平、卡梅伦等两国政商寡头和精英离岸洗钱。
法广:从本次访问的结果看,您是否认为:中英两国贸易的“黄金时代”将得以维系?作为两国黄金时代的旗舰项目-欣克利角电站计划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
邵江: 我看“黄金时代”更像是一个修辞。它的实质操盘是由英国政商精英和中国独裁寡头的合谋。看一下谁在推动“黄金时代”?基本上就是这两部分人。这是前首相卡梅伦和习近平三年前提出来的。它基本上代表的是英国大财团的利益。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利益。看一下随特蕾莎梅访问的英国51家大公司,基本上都是CEO一级的。他们跟与中国打交道的政商寡头基本上都在全世界1000强之列。他们自己想通过这种“黄金时代”在全球的市场获得更大的份额。最近公布的全世界1%最富的人口,占有全球50%的财富,这些人都在1%最富的人之列。下面这个“黄金时代”再维持下去的话,就意味着这1%的人口将会占有全球财富更大的份额,他们掌控的全球资本数量越大与压制机制结合将更有效,使被压迫者更加弱势,更难于反抗。这是他们推动“黄金时代”的主要动力。但是从民间来讲,欣克利核电站的问题,实际上难落实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当时抓了四个民间抗议者。其中包括我和两位藏人,还有一位环保人士。环保人士反对兴建这类核电站。因为现在这个核电站项目从低碳角度来讲,它大致符合低碳,但是,这个低碳项目不如别的更环保的能源,同时其他环保能源比如风力、太阳能民众也可以负担的起。其实因为现在这个核电站项目方案是可以由更环保的能源替代的。为什么卡梅伦当时一定要上马这个项目呢?整个签单过程、竞标过程也不够透明。他也不愿意公布整个过程。但是在2016年,因为脱欧投票以后,特蕾莎表示卡梅伦有所不同,她的政府也是个弱势政府,要表示对民间妥协,她就要叫停、暂缓。实际上法国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会组织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公布说(实际费用)要比预算高出50%。这个项目远远超出预算。所以英国政府被迫要重新考虑。再有,就是环保组织做了大量的地面上的动员能力,让英国政府感到非常棘手。所以这个项目大概只能暂时搁置了。这个核电站项目还有一个预算,原来说,项目完成以后,英国就可以减碳、减少环境污染,电费不涨价。但是实际上计算一下,中国做生意也不是白做。它实际上只占项目的投资30%左右,剩下70%的资金无法落实。这个项目该如何做呢?一个是要求中国更多给钱,但是实际上中国大概看到这个项目有这么多反对力量,它也要犹豫一下,即使中国投入更多,这个项目也不一定能够继续进行。因此这个项目大概就是一个搁置状态。另外,说到消费者的问题,这个工程完了之后,所有前期的投资都加到消费者头上,我们每一个在英国使用这家公司的能源时,大概我们目前的电费和取暖费用不仅不会减少,每家费用大概要上升5%到10%。这些消费者如果再动员起来,也是一股反抗力量。所以这个项目基本被搁置了。
法广:在出访前夕,香港前总督彭定康致函首相,要求特蕾莎梅在访华期间,质疑北京在香港人权和自由问题上的做法。英国首相在本次访问中,是否有所表示?
邵江:其实看一下中国官方《环球日报》的说法,英国首相完全没提,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但是看看英国唐宁街十号的消息说,英国首相谈这个问题了;但是它也不愿意具体公布什么细节。从它以往跟中国谈判的记录而言,她也许会在不正式的场合提上一句,也不会提细节。绝对不会刺激中国政府,大概现在这是绝大多数欧美领导人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民主国家不愿意损失各自预期的贸易机会。再有就是英国政府对香港是由来已久的一个问题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香港实际上有一个十分高涨的社会运动。本来那个时候,就应该给予香港人民选举直选整个立法院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一直拖着。这是英国帝国的一个策略。就是把任何殖民地都当作大英帝国的资本、贸易和产业链,给帝国增长利润和全球实力,它并不关心殖民地是否民主。所以彭定康任最后一任总督时,他提出的方案其实已经是妥协的部分选举方案,但中国的回应是部分选举都不能同意,而且在英国1992年大选中失去下议院议席的彭定康也缺乏自信和远见,他应该在任末任总督期间比如1993年辞职,然后由香港人民直接选举香港最高领导人,使香港人民直接赋权,这样和中共谈判时就不单是中英谈判,而是香港人民作为谈判主体,那时的抗争比现在的抗争条件有力的多,当时,中国第一次申办北京奥运,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家能力都不如英国,中国在六四后急需香港作为金融和出口的国际地位,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其实从撒切尔时代,到再往前推,英国从来不关心殖民地的人民自决。这种帝国的逻辑和核心实际上是利益交换并有利于英国的精英阶层。特蕾莎梅也谈不出什么。要真正让香港人民公投(70年代),恐怕连中英联合公报都出不来。撒切尔当时给的一个说法是,坏的协议好过没有协议。但是坏协议更坏,比没有协议还坏,结果就是香港由英国合法出卖给了中国。中英协议使香港沦为中国的殖民地。从历史上来看,英国就是一个扩张的、就是用炮舰、用鸦片控制殖民地,强的时候就用赤裸裸的暴力,实力相当的时候就是贸易加其他可以操控的东西与基本原则交易。在中国帝国实力还不如它时,就完全拱手相让,换取英国精英利益。无论在联合国层面还是其他层面,英国都没有为香港争取一个殖民地自决地位。我看不出英国这些政客恪守基本原则,坚持基本价值、承担责任。
 
法广:最后请谈谈,英国退欧后,如何应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又将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发挥其一贯作用?
邵江:现在经济最严峻的其实是它在经济上有大量的特权和社会不平等。这实际减少了公民权利和弱化了工会角色和工人集体谈判的能力,国内下层更加相对贫困,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水准和质量普遍不如他们的父辈,下层付不起高等教育,社会流动更困难。解决现在英国的民主危机,首要问题应该取消所有特权,包括皇室特权(其中包括转移到民选政府的特权和警察特权)、贵族特权和资本精英特权,让贫困阶层有更多地受教育机会,让他们有社会流动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和才智才能够发挥出来。第二,取消底层参与政治、经济的障碍,这是对内保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外应该彻底放弃帝国利益,不要成为任何强大帝国的应声虫,参与压制其他弱小民族和自己国内的公民权利。第三,改革现有媒体,使其更独立,不受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像英国《电报》和《每日邮报》定期转载《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新闻,完全违背新闻独立于资本和权力的原则,损害民众获取没有过滤信息的权利。第四,改革公民教育,以往的公民教育有太多内容关于帝国的辉煌,对帝国的殖民历史缺乏批评和反思,使英国人转变为有普适价值的公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帝国的衰落,从一个历史上奴役其他民族的帝国臣民或殖民者转变成为被殖民的自我想象。这些变革看起来不能马上带来成效,但从长远而言,对自己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质量提高以及对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权利提供真正的保障,同时其他民族人民的权利也能够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