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共第三次历史决议

11月16日，中共公布了五天前在19大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次决议》或决议）。这份决议罗列了中共百年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提出的。文中提到：「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掌握中共话语体系的关键所在。辨析本次决议中列举的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利于认清中共的本质及其统治下人民的真正处境，洞察中共对未来的企图。

 

《第三次决议》包括序言和七个章节，第一到第四章将中共百年划为四个时期（1921-49，1949-1976，1978-2011，2012-21），分别作出定性描述。第五、六章分别总结中共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第七章提出中共的下一个百年目标。

 

1921-49年夺权时期

 

决议的第一章描述从1921至1949年的28年，称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另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共成立后，一直接受苏联援助，支持苏联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发动「武装保护苏联」，维持苏联在中东路（（东省铁铁）的特权。「反帝」和「反封建」是中共歪曲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人文启蒙、科学训练培养独立思考，摆脱愚昧，结束各种形式的专制并实现民主。中共在1927年后以武装割据形成了专制政权的雏形。决议声称在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中共并不处理这个主要矛盾，而是消极抗日借此扩大势力。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已经结束了除与苏联以外的主要不平等条约，在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中共在苏联援助下发动内战，军事占领大陆，侵入了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族的家园，建立了极权帝国。

 

1949-1976年全面建立极权体制

 

决议的第二章称在1956年后「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陈述掩盖了在1949年以后形成的新阶级关系，中共官僚阶层已经完成了以「公有制」为名的大规模掠夺，垄断了资本和资源，成为了新的统治和剥削阶级；以扩大的社会分层分而治之，使人民沦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建立垄断和强制的愚民教育体制，使人民更加困难联合反抗暴政。「反右」运动不是「扩大化」问题，而是中共迫害反抗专制争取表达自由和民主的知识人士。中共和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进一步榨取人民的劳动成果，文革是中共党内权力恶斗并建立对毛个人独裁的过程。决议将毛时代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洗白为「错误」，避免人民质疑中共权力的合法性。

 

1978-2011年极权的对外寻租和扩张

 

决议的第三章称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转移人民对毛时代普遍贫穷的不满。落后的社会生产恰恰是中共压制人创造能力的后果。这个阶段间歇性放松经济控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中共窃取的权力，中共太子党和官僚利用寻租地位与其裙带者和利益集团可以先富起来。毛和邓主要在经济方面的不同是极权帝国的一体两面，「放管结合」都服务于维护和扩张中共党国体制和组织化。因此第三次决议并不是许多媒体所报道的「捧毛抑邓」。

 

1989年民主运动是多个社会阶层和民族共同反抗中共专制，争取民主和人权的自我解放运动，全面揭示了中共统治以来的主要矛盾和人民的根本任务。这可以解释为何第三次决议继续维护邓小平六四屠杀的结论。此外，这次决议过滤了邓、江、胡时期的大量人祸的民间记录：强制计划生育导致大量死亡，血浆经济导致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压制结社自由包括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强征强拆导致少数民族和社会底层长期贫困，隐瞒非典疫情（SARS）导致在二十多个国家传播，豆腐渣校舍在川震中使数千儿童死亡，对藏人和维吾尔人和平示威的镇压，层出不穷的食品和疫苗丑闻致死致残，发展模式导致许多地区的环境灾难。这些灾难都没有独立机制问责，中共专制是其根源。

 

2012-21年极权天下时期

 

如果说《第三次决议》对前三个时期「主要矛盾「的界定是沿袭前两个决议对各自以往历史的盖棺定论，那么决议的第四章宣称当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则是习近平时代的新话语。但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恰恰是由于专制体制下的发展模式造成的。城乡差距、城市分级、贫富悬殊、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失衡、汉族地区与其他民族之间日益增加的等级鸿沟等等，其背后的原因不是「不平衡「，而是不平等。由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等才会被剥夺。

 

决议宣扬「江山就是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这恰恰暴露了中共执政以来从未经过人民普选的授权。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公民运动、女权运动、香港民主和自决运动、藏人、维吾尔人争取自决权利的镇压；对蒙古人争取使用母语的压制：惩罚新冠疫情的吹哨医生和公民记者，疫情向全球扩散使五百多万人死亡，这些都暴露了什么是当下中共统治下的主要矛盾，也就是中共专制与人民的「分割「与「对立」，而造成这种「分割」与「对立」的正是中共本身。

 

《第三次决议》以空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使民主虚幻，多次重复「坚持党的领导」、中共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强迫人民接受中共的非法领导。决议中的「集中」就是集权和极权，「幸福」就是人祸，「伟大复兴」 就是专制升级和扩张。决议虚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和「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是强制实施全面汉化殖民政策的说辞。

 

极权的现在：控制过去掌握未来

 

中共建党百年内一共制订了三份历史决议。第一次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定于1945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决议的制定为毛泽东建立法统和正统地位，为不久的内战和夺取政权制造正当性。第二次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定于1981年，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已经清洗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夺取了最高权力，决议为继续邓小平掌权提供了合法性。《第三次决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习近平终身执政制造正当性。

 

第三次决议第四到至七章以党国发展模式编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广其发展模式，挟环境问题以令天下，以「共同发展和繁荣」 网罗中共的全球利益集团，以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包装极权意识形态。在这次决议中的 「完全统一」是未来企图占领台湾的修辞，以党国「利益至上」 、「强国强军」的「三步走」战略揭示了中共企图将整个世界纳入极权天下。

 

决议多次提及中共和人民的关系，从中可以观察中共最担心的是人民的觉醒。百年以来一直不变的主要矛盾是中共专制和极权升级与人民争取民主和自决以及争取人的生存和尊严之间的矛盾，大一统的党天下与各族群人民的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矛盾，父权特权与女权平权之间的矛盾。

 

 

 

 

 

 

加速打造军事帝国：中共修法的创新战争

最近中共兜售的有关70年前韩战的宣传大片《长津湖》引起对中共军事称霸的讨论，在解放军军机频繁扰台的伴随下，更引发众人对台海战争的担忧，但是另一则相关的新闻却很少有人注意到。10月下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依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通过了关于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这项决定涉及到四部法律：《人民防空法》《国防教育法》、《国防动员法》和《国防交通法》，都是用来服务于中共所谓的「创新战争」。那么如何解读这些法律与中共全球军事战略之间的演变关系？

 

中共军国体制的社会化

 

中国保持了40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共利用这种增长在六四后大量增加军费开支，2000年的军费开支是1990年的四倍，近20多年来军费增长也一直超过经济增长。中共提升军力的主要目的是内部维稳、威慑台湾和在全球其他地区扩张。1996年3月，台湾首次实现总统直选。在大选期间，中共在台湾对岸的福建和广东沿海以及在中华民国管辖的连江县东引乡近海区域举行了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并向基隆港和高雄港近海发射导弹。几个月后，中共通过了《人民防空法》，其中特别提到「平战结合」（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结合），旨在进行和平时期的战争动员，否认台湾（中华民国）作为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人民防空法》将对台挑衅和侵略粉饰为对内的防空动员宣传，转移中国社会内部对台湾民主化的讨论，使社会和经济更深地纳入到中共军国体制中。

 

2000—01年，中华民国台湾在普选后首次实现了总统在政党之间的和平轮换，执政党也是立法院第一大党民进党主张台湾主权独立，台湾未来由公投决定。台湾民主化衬托了中共政权没有任何合法性以及其「大一统」教条的荒谬。中共在此背景下制定了《国防教育法》，以 「普及国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名进行社会武装动员，以此宣传作为政权正当性的来源。中共以党军模式对全民洗脑和训练，灌输愚忠党国、迷信统一、服从强权，并使其教条道德化。这种军国教育充斥于义务教育各个阶段，从小学到大学的强制军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共也将培养数量庞大的民兵和预备役人员体制化， 使党军模式社会化。

 

2010年《国防动员法》以「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为借口使党国暴力常规化。颁布这部法律的背景是当局大规模血腥镇压2008年藏人的抗议和2009年维吾尔人的抗议。法律颁布同年，中共开始在南海举行多兵种定期军演，在香港制定《2010 年法律适应化修改(军事提述)条例草案》，以军事干预为威慑在香港强推洗脑的国民教育。中共也同时准备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军力威吓和经济诱饵双重手段，逼统台湾。

 

2016年，民进党再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首次获得立法院多数议席。中共的《国防交通法》应运而生，扩展有关「国防交通规划、设施和运输」的法规，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各方面保障中共军队在全球的部署，通过运输网络和海军游弋连结分散的全球经济和军事港口，以此转变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中共利用「一带一路」 的节点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伊朗、埃及、沙乌地阿拉伯、希腊、巴西和俄国等，扩张在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海洋霸权。

 

 暴力正当化的「创新战争」和穷兵黩武的扩张

 

从胡锦涛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到习近平的世界级军事强国，中共党军在侵略战略中增加了新的领域，包括信息战、宇航战、太空战、网络战和电磁空间战。通过全面部署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中共也改进和升级了战略支持部队在境外的作战能力。此外，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和港口以及在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地点划归军事管辖范围。例如空军扩张了大量控制空域，压制和征用了民用航空业，这是修改包括《人民防空法》等法律的缘由。

 

近年，中共建立统一指挥空军、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骚扰领海国家包括对台湾、日本、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的空中识别区、领海或近海。中共宣称九段线主权包括了南海90%海域和绝大多数岛屿，在这个海域进行了反潜部署，将占领的群岛和新修建的岛礁作为军事基地。中国多艘船只也在菲律宾岛屿海域多次集结，中国海岸警卫队在帕拉塞尔群岛（西沙、黄沙）附近水域击沉了一艘载有 8 名船员的越南渔船。此外，在占领西藏后，中共对更多领土的野心使其在多克拉姆（洞朗）高原设置军事实施，使冲突加剧。中共军队更通过反介入和区域封锁战略，部署反舰弹道导弹、潜艇、远程巡航导弹、卫星和网络瘫痪，企图围困台湾，以围逼降。

 

最近的人大决定配合了中共的全民军国教育和动员，以转移社会对专制的不满，通过法律使专制正当化，并使暴力日常化、常规化和道德化。中共绑架社会，灌输强权征服和统治天下的观念，向人民兜售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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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篡改辛亥革命历史服务于党国专制和扩张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年」的讲话中， 7次提到了110年，18次提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唯独没有提到辛亥革命建立并已经持续了110年的中华民国以及铲除所有专制的革命目标。中共建党比辛亥革命晚了10年，经过20多年的武装割据和扩张，在1949年颠覆了中华民国。那么中共这类穿越历史和偷梁换柱的 「庆祝」缘由何在？

 

中共将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和维护专制的工具

 

1921年至1949年，中共不以辛亥革命为主要宣传内容，而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牟取夺权的正当性和统战的需要，其方法是将孙中山「三民主义」分为新旧版本，以适应不同环境中与国民党争夺舆论的需要。在渗透国民党和武装割据时，中共宣传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民生和民族政策；在扩张地盘的抗战和内战时期，批评国民党不实行民主宪政、要求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实行地方自治。

 

1949年后，中共继续以孙中山为符号塑造建制和政权的合法性，以「五阶段论」自封进步，将辛亥革命标定为「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将中共武装夺权称作「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革命」；将中共建政后的专制复辟、掠夺和控制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以此矮化辛亥革命。

 

裁剪辛亥革命历史与修清史服务于中共帝国的占领和统治

 

1912年至1949年，西藏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新疆（东突厥斯坦）和内蒙古（南蒙古）部分地区期间也处于分治状态。中共在1949年后占领了上述国家和地区后，开始筹备修清史，尤其2002年后将「编纂清史」列为党国重要项目，其目的是以清帝国的疆域为中共目前占领的领土提供统治的「依据」。编造历史（包括自相矛盾的历史）是专制和帝国的主要统治和洗脑方式，中共也不例外，它一方面自称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庆祝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国；另一方面又声称是清帝国的承接者。

 

中华沙文主义话语服务于中共帝国的扩张梦

 

中共逐渐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改造为统一和扩张的帝国符号，以汉族沙文主义和中华法西斯构建全球扩张话语和制造「战狼」。中共建政已经占领和控制了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约22,000公里），与14个陆上国家相邻；同时控制了广阔的海岸线，在海上与8个国家包括台湾相邻。中共捏造和裁剪事实声称承接了历史上曾拥有幅员更辽阔的帝国。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将孙中山作为「统一」、「爱国主义 」和 「民族复兴」的符号，以此文攻武嚇威胁中华民国台湾的安全，并企图彻底消灭中华民国国号。中华民国国号已经存在了110年，但在大陆消失了两次。第一次是袁世凯复辟后国号被短暂改为中华帝国，随袁世凯几个月的皇帝梦后呜呼哀哉。第二次是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国号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其实质是既无人民主权也无共和。

 

中共「党天下」复辟了帝制，将国作为党的延伸，土地和海洋以「国有」名义被中共占有，中共太子党世袭政权和特权。此外，中共政权剥夺了所有人的公民权利，人民沦为中共的奴隶，被迫赋役，并持续镇压中国和香港民主和人权运动，压制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的自决权，强制这些民族汉化。中共党国体制以及毛泽东、习近平的终身制和邓小平的垂帘听政都表明了其政权不仅复辟了秦朝以来的中央集权和皇权至上，而且对社会控制更加独裁和严酷，更有能力决定任何人的生死。随着实力增长，中共以「蒙元帝国」和明朝海上活动为底本系统地制造虚假话语，某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以九段线将南海划为内海，以一带一路和军事政治扩张争夺全球霸权，图谋全世界的「党天下」。

 

中共的辛亥革命版本篡改了革命的目标，即「革专制之命」以及「革奴隶之积性」。这类革命的目标远未完成，尤其是铲除中共专制，所有人都能独立思考，争取主权在民和人人的自由和平等。

中共以党国化重塑联合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五十周年。中共72年的统治一直压制人民行使自由意志和表达，剥夺公民定期、公正和真正的普选权利。那么没有任何合法性的中共政权如何利用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占据联合国席位？中共如何借冷战后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逐步提升影响并重塑联合国？

 

中共拉拢联合国成员国的伎俩

 

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中华民国作为四个主要国家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次年，联合国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军事胜利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退居台湾。自此两个政权开始了22年争夺联合国中国的代表席位。1950年代，中共主要依靠苏联在联合国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替中华民国代表席位的投票。中共同时以「反帝」和「反殖民」为口号，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建交。例如，中共承认了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阿尔及利亚政府使中共国以发展国家地位与77国集团保持了密切联系。在此期间，反对中共代表中国的数量大致没有改变，而支持中共的国家增加。但支持票数一直未过半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因支持中共而获大量援助的阿尔巴尼亚每年在联合国延续苏联提案。1970年，加拿大、意大利、智利、赤道几内亚与中共建交，四国在联大阿尔巴尼亚提案中全部投了弃权票，使支持中共代表中国的票数超过反对票两票。

 

1971年，尼克松政府为联合中共对抗苏联，也希望中共帮助美国扭转越战颓势，承诺保障不反对中共获取联合国和安理会席位，放任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提出的2758号草案；美国未使用否决权保障中华民国不被从联合国驱除，也未坚持以南北韩或东西德模式推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双重代表权。中共不仅占据了代表中国的席位，也导致了联合国首次将创始成员国中华民国（台湾）排除在外。常任理事国成员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更无视中共没有任何正当性代表中国，自此中共开始重塑联合国。

 

中共在联合国争夺话语权

 

中共占据联合国席位的初期影响主要通过有选择性地进入相关主要机构和使用联合国词语，以防止其统治下的人民增加权利意识并质疑中共的非法统治和占领。比如，中共拒绝参加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以此否决殖民地香港和澳门人民的自决权。此外，中共拒绝中华民国签署的主要公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避免使用《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话语定义和论述。在使用人权词汇时，中共以《联合国宪章》主权概念对人权含义予以置换，声称「主权高于人权」。中共一方面声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将仍处于殖民当局统治下的香港和澳门从联合国的非自治领土名单中删除。

 

六四后，中共通过在联合国文件中增加修辞赋予自定义的国际话语，主要特征是以「国家控制」、「社会稳定」和「发展」置换「普遍（适）人权」。2015年后，中共使用党化意识形态系统地改造联合国语言。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中共领导花瓶党的话语「休戚与共」，以此作为中共领导人类的模式。「发展是重要人权」 源于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和中共的人权解释「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以发展和生存肢解人权理念的不可分割原则。

 

中共以党国模式塑造联合国主要机构

 

中共通过联合国主要机构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影响其运作。2000年后，中共利用经济手段和政治伎俩逐渐占据了联合国主要决策机制的领导位置，并通过国与国双边经济杠杆确保相关国家支持中共在联合国的霸权。中共资助了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捐款10亿美元，换取了对这个基金会的控制，并使联合国主要机构直接背书「一带一路」，将其称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重大议题一般都是通过安理会通过的，中共以否决权和替代方案施加影响。1990年后，中共多次使用安理会否决权支持专制盟友或惩罚与台湾建交的国家，而以替代方案（有时与俄国联手）使专制政府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叙利亚、朝鲜和伊朗免于被制裁或减轻对其制裁的程度，使这些国家加深对中共的依赖，中共国与上述国家数年来贸易额在五个理事国中一直保持第一。为防止安理会权力分散，中共与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沆瀣一气，防止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如印度；而在气候变化和货币议题上与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保持一致，以保持在安理会中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中共是安理会的三霸之一，那么其在联合国另一个主要机构经济社会理事会及附属机构中是一党独大。中共官员自2007年以来一直担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最高官员。虽然联合国官员被称为「中立国际公务员」，但是这些中共官员主旨是保护党国利益和对党忠诚并输出这类意识形态和增强话语权。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竞选领导人期间，中共威胁以贸易成本换取选票使其官员当选。目前在这些主要机构中，中共官员占据了最多的职位，超过了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出任官员的总和，中共也支持对其臣服的其他国家官员出任相关官职，如保障谭德塞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中共以党国模式塑造的联合国推行全球治理。例如，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中共限制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正式多边协调，使全球疫情恶化和时间拖长并导致产业链陷于持续危机中。中共在联合国最频繁地拖延和阻止独立民间组织申请经济社会理事会咨询地位，试图扼杀民间社会的国际空间，对表达自由和公民社会的镇压扩展到全世界。

专制与均富：评中共的「共同富裕」

今年以来，习近平60多次重复中共前任领导人的「共同富裕」。在中共一党专制下，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大众如何可能与垄断权力的中共、威福由己的太子党以及裙带利益集团实现「共同富裕」？为什么中共从武装夺权时期有变化的经济口号过渡到建政后五代领导人一直不停使用「共同富裕」？

 

「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口号下的武装夺权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使用「均富」口号，以获取人心并进行社会动员，这类起义依靠武力建立的政权延续了以往的专制和特权制度。1927年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主要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均富」转化为以暴力「打土豪」和「分田地」实施的农业分配，建立了割据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在抗战开始后，中共将「均富」调整为「减租减息」以获取贫困农民和开明乡绅的支持，有效动员了青年农民加入中共军队。1946-49年，中共在新占领区没收了地主土地并重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争取多数农民支持中共全面夺取政权。中共也在政治议题上利用媒体获取年纪知识人和城市中下层的支持，大量刊载文章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造成的遍地灾难，承诺中共全面获取政权后不搞一党专制并保障还政于民，以普选的民主制度保障公民平等和自由权利。

 

以「共同富裕」和「铲除私有」为名建立的官有特权制度和社会等级

 

1949年至1952年，中共建政初始为巩固政权继续执行自上而下的土地再分配政策。1955年后，中共以「消除私有」和「共同富裕」之名将农民分到的土地收回到党国垄断的所谓「公有制」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体制中，彻底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以同样的口号消灭城市工商业私有财产，将所有生产资料和财富都垄断在中共手中。但是中共对内宣传中很少提及民主的内容，包括公正普选、还政于民、建立公民自下而上制约权力的机制。

 

中共党国制度也建构了更严格的金字塔式社会等级制度。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并取消高级官吏的一切特权」。但中共设置的等级远多于1949年前民国时代的社会等级，等级之间的差距也增大，其中干部系列设立30多个等级，比工人工资高出数倍到十几倍。而比农民收入更搞出数十倍到百倍。此外，中共独占权力为各级领导人及家人建立的特供制度更是远远超出被统治者，自称的「公仆」们享用奢侈福利、商品和服务。这种官有特权制度占用了大量医疗、土地及其他非货币资源。

 

1978年后「共同富裕」虚饰下中共权贵阶层和裙带集团的掠夺和扩大的贫富差距

 

1978年后，中共以「共同富裕」宣传掩盖专制导致人民的普遍贫穷也是造成这种贫穷的根源问题。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声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者成为「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太子党和裙带群体借此以权钱交易包括「官倒」变成了暴富者。六四镇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了向社会灌输不挑战中共专制的麻醉药。邓小平之后中共内部权力私授的继任者继续以「共同富裕」作为修辞，转移民间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太子党继续寻租并与其他国家官商勾结。中共为「共同富裕」增加了新的修辞：「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人类共同体」。在这些修辞下，官二、三、四代借助权力成为新兴产业的垄断巨头，习近平姐夫以及其他中共高官家人掠夺的巨额离岸财富，以及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建立了全球权钱交易共同体，这是中国社会等级继续扩大、贫困比例一直高居不下并带动世界不平等指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共党国体制使社会分层已经固化并开始世袭。个人的社会阶层是由父母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例如，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仍是农民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产生太子党，由太子党到官二、三、四代，全面掌控党政军和产学媒。习近平不断重复「共同富裕」，目的不外是掩饰中共专制以及打造个人崇拜和独裁。

 

只有「民治」和「平权」才可能实现「民有和民享」

 

正如中共宣称的「公有制」实质是「官有制」，「共同富裕」也如此，仅是中共利益集团掠夺社会和内部分赃（当然权力斗争伴随着分赃不均）的遮羞布。「共同富裕」不过是灌服被统治者的迷幻药，这种迷幻药与党国体制下社会分层所制造的迷宫使被统治者忘记被奴役，忘却如何被灌服和被抛入。「共同富裕」回避了中共权力来源以及维系权力都源于暴力，而权力垄断和暴力正是造成中国普遍贫穷和贫富悬殊的主因。与虚饰「共同富裕」的对立词语是所有人「民治」的权利和平权。许志永和丁家喜十年来推动非暴力不合作公民运动并主张：「美好中国源于民有、民治、民享和公民的平等参与，执政者的权力不是来自武力占领，而是人民的选票，官员财产（应该）公示」。当局再次监禁并以「颠覆国家政权」起诉许志永和丁家喜，只能表明中共的「共同富裕」不过是专制的道貌岸然。

 

只有结束专制，取消特权和社会等级，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权力来源于「民治」，才能实现所有人的民有和民享。

 

 

毋忘六四：香港抗争萌发的空间

1989年5月21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成立，支联会以支持和争取香港和中国民主为目标，成员都是香港人为主体的组织会员，保持活动公开。1989年后，支联会每年六四在维园举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集会，参加人数从数万人到20万人，坚持了30年。2020年后，香港警方已经连续两年禁止维园六四集会。

 

今年8月25日，香港警方以《国安法》指控已经成立32年的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在9月8日之前递交活动资料和会员信息。支联会常委会正式回文要求警方提供指控的具体证据，但警方无视支联会的要求，逮捕了支联会尚未被羁押的所有常委会成员，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以及支联会“被以《国安法》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这是香港当局首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香港民间团体。同时，警方封查了六四博物馆，香港保安局建议将支联会从登记册中剔除。香港当局对支联会一系列的镇压有何特点？中共是否以此可以消除对六四的公共记忆？

 

使用“口袋罪”限制公共空间，揭示了中共政权没有任何合法性

 

支联会提出了五大纲领包括“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个纲领被中共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恰恰揭示了中共政权没有任何合法性。中共通过封锁公众集会纪念六四的公共空间，掩盖历史真相、维护专制统治 。

 

香港警方仅以“合理理由相信”判定支联会是所谓的“外国代理人”。“合理理由”是沿袭英国殖民时代的法律用语，当局和警方以此压制公民权利。2020年7月1日后中共当局实施香港《国安法》，以模糊和宽泛的“国家安全”定义，系统地压制和限制香港公民的表达、集会和结社权利。随后，香港傀儡当局按照中共意志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国安法《实施细则》），以此香港当局和警方可以全面禁止现存的争取香港民主和自决权利的组织。

 

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中“外国代理人”的定义成为新的“口袋罪”。按照这个法条，习近平的姐姐、姐夫、女儿以及其他主要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在香港替外国政治经济组织工作或接受这些组织的资金，帮助这些外国政治经济组织在中共统治地区掠夺民众利益，他们全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代理人”。中共更是在苏共的支持和援助下创立的，以军事暴力颠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度，以一党极权复辟并强化了中国数千年的独裁体制；与不少国家政府、政党、财团、媒体黑箱交易，结成利益集团，压制这些国家公民权利，在全球推广极权体制。

 

枪杆子和笔杆子并用压制和平集会、掩盖六四真相

 

《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当局将《国安法》加入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中，开除持异议观点的教师。2020年9月，26 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以涉嫌参与维园未经批准的六四纪念集会为指控罪名，8个月后，黄之锋、岑敖晖、袁嘉蔚与梁凯晴被判入狱4到10个月。目前，仍有12位民主人士也以同样罪名被羁押等待判决。中共和香港当局以此造成对今年六四公共纪念的寒蝉效应。但是香港仍有不少人在街头包括在维园和中联办外纪念六四死难者。

 

今年初以来，香港当局以《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大规模搜捕准备参与香港立法会选举的50多位民主派人士，其中47名被捕者被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当局以此方式迫使大量民间团体被迫解散。8月17日， 支联会决定在一个月后召开会员大会，以规划组织的未来走向。随即，中共扶持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恐吓支联会立即解散。香港警方抓捕支联会常委会所有成员后，《澎湃新闻》和《新华社》声称支联会将“覆灭”。这是中共在中国惯用的媒体审判与警察暴力结合的镇压方式，现在完全移植于香港。

 

六四真相如同种子的萌发和扩散

 

参与和采访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香港学生、工人和记者收集并出版了民主运动和六四记忆资料，这已经成为香港公共记忆和公民抵抗的重要资源。六四过去了32年，中共在中国掩盖、歪曲、粉饰和抹杀六四真相、以及箝制记忆和公共空间的方式已经全部移植到香港，支联会和其他香港人坚持不懈守护六四真相、抵抗专制的抗争，如同种子的萌发和传播过程，正在创造和转换着新旧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