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来，研究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解体与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共主要的资助项目。中共已经实施了这些项目提出的一些建议，更全面剥夺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的集体与个人权利。那么党国国师如何评估中共以往的民族政策并提供了什么新的政策建议以及中共在多大程度实施了这些建议？
国师们以费孝通编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1989)书中的「汉族作为核心融合其他民族」的「整体史观」，建构「大一统」，以中华民族和汉语作为「大一统」的熔炉。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从1993年到2020年出版的书文，全面评估了中共创始以来在民族问题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使民族地区更全面纳入「中华民族 」提供了话语和方案。
以「中华民族一体」加速强制同化、全面剥夺民族自决权
在《《民族与社会发展》（2001）书中，马戎认为56个民族提法会产生误导，国际社会将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国家，因此在使用民族时只保留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中56个民族改成56个族群，使用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取代汉民族，藏民族，维吾尔民族和蒙古民族等；将中华民族的英语翻译为the Chinese nation, 将56个民族翻译为56 ethnic groups。这样中华民族各族裔就可以对应美国的白人、黑人、西班牙语裔等，就不会有各个民族自决权的联想了；他也提出将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唯一通用语言。
在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不久，国师们开始提出了修改民族政策的建议。马戎将中共上世纪以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划分的民族政策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评释这种民族政策学习苏联模式，而苏联的民族政策导致解体；建议中共应该过渡到「第二代民族政策」，「统一」各族群认同，这种认同是中共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实施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形成「中华民族交融一体」。这种政策在政治上：
「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份上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任何族群(民族)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民族)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不允许以各族群(民族)成份来要求在国家享有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消除有群体差异的权利和义务。」
胡鞍钢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在民族地区「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强化「民族地区与国家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和联系，加强东部对西部的流动和影响」；在文化上将不同民族传统融入集体文化和身份（「中华民族」、「中国人」），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更加关注促进对国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仪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普通话)的学校教育；在社会上使用新的方法来增加「自由流动」、使「族际共同居住和自由通婚」，改变现有的行政区规划，改变自治区域的人口构成（使非汉族人在自己的家园上也变成少数）。马戎和胡鞍钢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都提出了要以美国民族融合模式为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郝时远认为没有必要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出中共的民族政策不是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也不是中国的榜样。他强调苏联解体不是由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造成的，而是俄罗斯共和国首先独立造成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在军界、行政、司法部门中俄罗斯族比例不足，这是苏联主权国家联盟设计的结果，也是造成其他加盟共和国随后独立的原因。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及其实践，不存在汉人在民族地区核心部门比例不足的问题，因此应该继续保留民族区域制度。
郝时远的观点反映了中共的民族区域制度设计和实践保障了在这些区域内汉人的大权在握，但他未说明中共（最高层都是汉人）通过党国机制有效地控制民族区域，这种自治制度不过是有名无实。马戎和胡鞍钢以每个人生而平等或「公民平等」，反对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但问题是中共制度造成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与汉人生而不平等，出生后更不平等，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在自己地大物博的家园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和资源，被剥夺了信奉和实行自己宗教、或使用自己文化和语言的权利，这些民族多数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普遍低于汉人的趋势继续增大（这恰恰是马戎比较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所证实的），他们所称的「公民平等」不过是无公民权利奴隶之间的关系，是由统治者和强势民族操控的。争论双方在维护中共一党独裁、背书中共剥夺人民和民族自决权的「中华民族一体」是一致的，都不质疑中共专制剥夺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剥夺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的民族权利。不同点在于，马戎和胡鞍钢将分裂指向「藏独」和「疆独」；郝时远反对对方将分裂仅限于指定的某些特定民族，他称「民族分裂就是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台独、港独、藏独、疆独都属于民族分裂势力，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别。」
民族政策争论的双方都寄托于强化中共权力实施自已的方案，中共从2013年后综合了上述几位国师的建议，继续采用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词语，延续自治区、州、县、乡作为民族区域行政划分的单位，但在这些民族区域实施马戎和胡鞍钢建议的加速同化政策。
控制历史话语建构民族国家论述
在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后，国师们的民族问题话语在中共最高统治者的指导下言说，继续使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不过是将图博和维吾尔文化等作为口号和观赏，一体是实质，「中华民族复兴」不过是「大一统」天下帝王复辟的现代升级。
马戎在2016年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使用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作为书名。顾颉刚为防止日本帝国侵略分裂联合抗日提出了「所学务求实用」。不过马戎回避了在当时顾颉刚可以自由地批判国民党政府和中共的独裁。1949年后，中共牟取政权后，顾颉刚所学不能由己，只能被中共「大一统」专制使用。知识人被强制灌输并纳入党国体制，丧失了独立批判政府的意识和能力，更不用说对自己过去盲点和错误的自主反省了。马戎只引述顾颉刚的说法而不分析和辩驳，恰恰违反了顾颉刚在实践学术自由时的「辨伪」方法。马戎批评抗战时费孝通的观点谬误，费孝通当时主张「民族间的裂痕，并不在民族的不能相处相共，而是出于民族间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但马戎回避了审视费孝通当时使用的方法是否可以帮助分析说明中共统治下的民族问题。费孝通在1949年后从不质疑中共制度导致民族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平等，而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中共建构民族国家论述，他的人生轨迹是中共体制下被改造知识人从思想自律到进入体制而被权力者看中的国师之路。
中共拒绝承认其统治下存在世代居住民族
马戎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没有提到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长期居住的土地问题也未批评中共针对这些民族的殖民政策。他批评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一轮中投了反对票，对其他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他没有评论中国政府虽然签署这个宣言但否认其统治下「土著人民」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马戎严格遵守中共宣称其统治下没有土著人民的禁忌，也不使用原住民族词语讨论中共的政策和实践对藏民族、维吾尔民族和蒙古民族等造成的影响。如果说土著人民和原住民族仍是彼拉多洗手式反省的词语，那么真正的问题是现在如何面对世代居住民族被掠夺的土地、这些民族被大规模屠杀、文化被灭绝的历史和现况？
中共民族问题国师言说最多的不外是「民族优惠政策」，企图以优惠政策掩盖被剥夺的民族自决权。这种优惠政策不过是「大一统」专制者继续剥夺非汉族权利和掠夺资源和财富的遮羞布，中共利用民族问题争论加快推行强制同化，在喧嚣的大汉沙文种族主义中牟取合法性并建构扩张的超级「大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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