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中共的脱贫宣传？

中共建党百年，炫耀的政绩之一是让8亿多中国人脱贫，并从此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国外媒体和一些国际组织也随声附和，客观上背书了中共自称的统治正当性。事实上，中共的脱贫宣传非常具有欺骗性，任意界定贫困标准，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数字游戏掩饰贫穷实情

 

中共所谓的8.5亿人脱贫是从1978年开始计算的。中共建政已经72年，为什么在谈论脱贫问题时回避其统治的前30年呢？这是因为中共为了突显建党百年的成就，现在划定1978年贫困人口时，以世界银行2011年制订的绝对贫困标准推算出1978年的贫困线为每天收入约1美元以下。以这个标准计算，197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8.5亿，占当年人口总数的87%。而1949年中共建政时，贫困人口若以贫雇农人数计算，也不过2.41亿，占人口总数的44%。这就等于是说，从1949年到1978年，贫困人口新增了六亿多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了一倍。这是中共刻意回避的对比。相反，中共为了掩盖其前30年统治造成的灾难，1978年时曾经制订了极低的贫困门槛，以农村地区每人年收入人民币100元作为官方的贫困线，公布贫困人口为2.5亿人。表面上看，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1949年相比有所下降。 

 

从1978年到1985年，由于放松了对农民的控制，农村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了1.6倍，松动的户籍制度，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流动越来越多，他们的汇款是改善农村生活的主要原因。那时还没有中共的脱贫工程。从1986年开始， 中共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划定贫困标准为每年收入230元以下，总人数为8千万。但按照官方现在回溯的计算方法当时真正的贫困总人数仍然有4亿多，贫困人口比例为42%，这与1949年比例大致相同。此后，中共每一届新领导人都以一亿左右人口作为单位，以此划定贫困线，几年后声称将这部分人口部分或全部脱贫，但是每一次划定的贫困线都比国际当时计算的贫困线低很多。

 

更多的人生存状况岌岌可危

 

1985年到2015年，以消费价格指数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大致保持在42%左右。2016年后，实际贫困人口比例开始上升。2020年消费价格指数比1978年上涨了近七倍。如果以中共现在使用1978年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作为贫困线，那么中国现在的贫困线应该是每天收入不低于6.7美元。即使按照世界银行2018年每天收入5.5美元作为贫困线（世界银行在2011年所订贫困线太低，2018年提高了贫困线标准），中国月收入在人民币1000元以下的6亿人，都属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3%，这与1949年贫困人口比例相当。如果以每天收入6.7美元作为贫困线，现在贫困人口比例比1949年还高。

 

中共所宣称从1978年以来43年的脱贫业绩，实际上只是农民从1978年到1985年7年中通过自救而获得的，随后的中共脱贫工程没有改变总人口中的贫困比例。此外，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在医疗、教育、养老的社会福利普遍匮乏、失去土地而被城镇化的居民不能获得高于贫困线的社会保障，以及城市居民的贫困人口一直增加且低保标准低于消费指数增加，以这些指标衡量中国目前情况，贫困人口比例也将超出1949年的44% 。

 

贫困不是静态而是动态问题，进一步剥夺公民权利意味着贫困比例上升

 

中国贫困问题也需要横向比较。70年前，台湾贫困人口比例与中国类似，韩国贫困率比中国更高。经过70年人，南韩人均每天收入在5.5美元以下占人口比例约4%，台湾在1%以下，这两个国家在全民医疗、平等教育、贫困人口享有住房和养老方面更是远远优于中国。

 

中共将贫困描述为静态和固定地域的，但是贫困从来都是动态的，也超出了中共划定的“贫困县村”。例如，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仅在2020年第一季度至少有5千万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失业，对他们的补贴微不足道，而中国政府对大部分陷于贫困的人缺乏救济。即使按照中共所定的绝对贫困线标准，仅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头3个月就新增加了至少1千万的贫困人口，中共的脱贫统计完全无视这部分人的存在。

 

在过去的43年，中国政府收入在全球增加最快，从1978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收入增加了170倍 ，但是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一直严重偏低，年平均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的5％，比世界不少中低收入的国家还低。因此中国高比例的贫困问题不是缺乏财富而是欠缺公正分配的机制，而公正问题与制度密切相关。中共专制的权贵阶层牟取了几乎全部的财富增长，使贫困人口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而进一步剥夺公民权利和实施更严密的社会控制，贫困人口比例会继续增加。

 

21/08/18

 

“林芝模式”开启中共对西藏新一轮的掠夺

七月下旬，习近平首次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考察调研”西藏自治区，飞抵的首站是林芝。今年是中共所称的“和平解放西藏”七十周年，本次出访意义明显。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会选择林芝作为首访之地？这对西藏的未来有什么预示？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藏人称其为“太阳宝座”，已经在数千年前就开始在这里定居。林芝的平均海拔约为3000米，低于西藏其他地区，全年气候温和湿润，被中共宣传成“西藏的江南”，许多担心高原反应的汉人都将这里作为进藏的首选定居点。林芝总面积1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福建省的面积。林芝有世界上最大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水力资源丰富。

 

习近平与林芝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1994年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共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制定了各省、直辖市“对口援藏”的政策，将西藏自治区下辖的7个地级行政区分别与内地的若干省级行政区对接。由西向东，阿里对接河北、陕西；日喀则对接上海、山东、黑龙江、吉林；那曲对接浙江、辽宁；拉萨对接北京、江苏；山南对接湖南、湖北、安徽；林芝对接广东、福建；昌都对接四川、天津。当时，习近平任职福建省委常委，1998年升迁至省委副书记，负责向林芝输送福建干部。

 

剥夺农牧民土地、改变当地民族构成的的城市化

 

近20多年来，林芝地区数万藏人农牧民被以“城镇化”、“水库移民”、“生态保护”、“脱贫”为名搬迁，同时中共以“对口援藏”为名调动中央部委、广东和福建等省政府部门、工商业、汉语教育、科技、旅游、建筑业大量人员在林芝城镇建立机构，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民族构成，汉族常驻人口从1990年代中占总人口不足5%上升到2020年的25%。近10年来，这个地区汉族常驻人口增加了75%，而藏族只增加了10%。[1]按照这种人口模式，预计在未来20年内汉族人口将于藏族比例相当。

 

今年6月下旬，西藏林芝到拉萨铁路建成。这条铁路是正在修建川藏铁路的一部分，连接藏区的中部和东南部，林芝已经成为藏区东南部公路和铁路的重要交汇点。林芝在2015年建市后被规划为旅游城市，近年来是西藏自治区旅游人数增加最快的地区，旅游收入占总收入的五分之一。2019年，林芝市藏人占人口的75%，但是接待游客数量不足十分之一，从这个数字大致可以推断藏人从旅游获得的收入仅是九牛一毛，而代价是丧失原来的土地资源和其他生产资料。

 

此外，中共将藏区东南作为通往南亚的通道，“一带一路”项目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与缅甸接壤的林芝市察隅县竹瓦根镇正在扩建的吉太边贸市场相邻缅甸克钦邦，克钦邦是一带一路输油管道的必经之地。但是作为这个地区原住藏民被排除在与自己有关的经济决策和分配之外。

 

以“生态保护”为名掠夺水利能源

 

习近平官至党国权力巅峰后，林芝被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评为“城市品牌”的唯一藏区地级市，逐步被打造成生态文明城市的样本。那么这种“生态保护”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中共在2009年将林芝规划为水力发电“西电东送”和“藏电外送”的基地，其后六年内，在流经林芝的雅鲁藏布江和支流尼洋河建成了108座水电站，其中一半以上的电力外输。2015年林芝设市后，更大规模的多布和波堆水电站投产发电。2020年，林芝水力发电企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39.1%。林芝本来可以不使用水电能源，而仅使用丰富的太阳能和地下热就可以满足本地能源的需求，这样可以有效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今年3月，中共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要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实施水电战略开发。这个巨型水坝选址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所处的米林和墨脱县，其发电装机容量预计是三峡工程的三倍。水坝一旦竣工，不仅会影响到下游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水源流量，而且会极大危害藏区和中国内地的生态环境。另外，水坝位于雅鲁藏布江断层带，属于喜马拉雅地震带。这个地区地壳活动活跃，地震频繁，70年前墨脱县发生过8.6级地震。 这个巨型水坝也刚好坐落在国务院划定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由此可见，中共所谓的“生态保护”不过是榨取当地自然资源的幌子。

 

以族裔划分社会等级的城市化更有效地控制藏人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汉族在西藏社会等级向上流动的比例不断增加，而藏人向下流动的比例持续上升。这是由于汉人占据了公共部门几乎所有有实权的位置，获得经济和市场交易特权。林芝也不例外，以“生态化”为名掠夺的土地形成了更有效的资源开采和其他形式的剥削。藏人农牧民绝大部分只能在缺乏工作机会的村镇出卖劳动力为生。中共制订西藏发展的优惠政策在林芝的城市化过程中只是有利于汉族定居者，城市化的工作机会以汉语为主，绝大部分藏人很少能够进入林芝市区。林芝模式加速了在藏区以族裔划分的社会阶层和财富鸿沟，这同维吾尔地区已经发生的情况类似。林芝城市化使中共对这个地区领土进行更有效地控制，社会信用体系使藏人更容易被识别和监视，遏制藏人社区的发展和规模，这种城市化过程更有效地支配和压榨藏人。

 

以城市化、旅游、贸易、能源开发为主，林芝模式开启中共对西藏新一轮的掠夺。中共以“解放”、“发展”、“救星”、“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和“民族融合”的话语掩盖了对西藏的占领和殖民，藏人遭受进一步的压迫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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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第四次到到第七次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区）。

“反分裂主义” 、“反恐怖主义” 、“去极端化”：中共压制维吾尔人的主要政策和法规

所谓的“反分裂主义” 、“反恐怖主义” 、“去极端化”是目前中共压制维吾尔人的三项利器。这套话语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政策和法规有哪些？这些政策和法规又是如何演变的？产生了哪些后果？  

 

“反分裂”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一贯政策

 

1951年2月，中共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挑拨离间各民族”等罪名压制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对于民族自决权的表达，“镇反”和“三反”以反对“泛突厥主义分子”为由从机关 、学校、厂矿、企业清除了中共认为不忠诚的突厥人（主要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有关）。1954年，中共颁布的《宪法》以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开始大规模在维吾尔地区实施定居殖民。1979年后，中共以“依法治国”和“法制”为名制定法律，吸引西方国家投资，将党国体系逐渐纳入到世界体系中。1980年后实施的《刑法》主要以“危害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煽动民族仇恨”为名压制少数民族权利。自上世纪末，中共开始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加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化。“九一一”事件后，中共借助国际上模糊和泛化的“反恐战争”话语，将其本土化，与一贯的“反对民族分裂”政策相结合，升级对维吾尔民族的压制。

 

「七五事件」以后，中国当局将“去极端化”纳入了“反对民族分裂”和 “反恐” 的政策和法规结构中，颁布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管理措施，这些管理措施扩大了打压领域。2013年，新疆党政部门发布了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这份文件将“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视为“极端化”和“恐怖活动”的来源，将所有未获中共批准的宗教活动标定为“非法”，把“非法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思想等同”。2014年，中国政府公布了《识别宗教极端活动（75种具体表现）基础知识》[1]，这个文件再次扩大了所称“宗教极端活动”的范围，将宗教领域的压制扩大到限制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表达，并以“去极端化”为由侵入维吾尔人的私人空间。例如，这个文件将“极端化”定义为 “ 中青年男性留大胡子，穿短腿裤，女性蒙面”; “饮酒吸烟人员突然戒酒戒烟”， “定期教授土耳其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等”; “鼓吹将新疆分裂出去”， “随身携带或在住所查有非法政治性宗教类书籍”；使用“星月图案”和“东突标识”，“抵制政府宣传教育… 攻击援疆、西气东输、户籍制度等发展管理措施”。以“去极端化”为名，中共建立了针对维吾尔人的全面监控系统，从2014年以来，已经有600多位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宗教人士被羁押，其中18位羁押期间死亡。

 

 升级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法规全面毁掉维吾尔人的公共空间

 

2016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反恐怖主义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办法》）。这两个法规都将“主张 ”列为“恐怖主义”， 从而使以言治罪彻底合法化。在《反恐怖主义法》颁布以来，已经有380多位维吾尔知识人士被监禁。这项法律也成为压制普通维吾尔人表达权利的工具。例如，伊宁当局拘留了40多名维吾尔人，这些维吾尔人因拒绝出席被中共树为忠诚标兵人士的葬礼而被标识为“恐怖份子”。《办法》也将不在中共控制的聚会、文体活动列入了“反恐”范围。这两个法规在描述“恐怖主义”主张和行为时多次使用“等”，为当局随意和扩张执行“反恐”镇压提供依据。

 

2017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实施，极端化的定义扩展到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包括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公共卫生、教育、电信、媒体、交通、工会和商业领域，这个条例要求在这些领域强化执行"去极端化"。 以"去极端化 "为由在社会各部门和所有公共领域针对所有维吾尔人实行审查，针对这些民族、文化、宗教标识和特征进行定罪。这从大量拆除维吾尔人的宗教场所，毁坏墓地，以及强制执行住房和社区去突厥标识改用汉化得到验证。这个条例将“去极端化行为的矫正”规定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和“坚持宗教中国化”， 中共以强制汉化教育和压制宗教自由“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使用再教育集中营大规模关押维吾尔和其他突厥民族；同时把维吾尔农村地区的大量年轻人转移到中国内地工厂，他们被限制在特殊宿舍内，不允许离开工厂，并在工作后接受 “再教育”。

 

“反分裂”、“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政策和法规正在摧毁维吾尔和其他突厥民族、文化或宗教独特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压制和剥夺了这些民族的权利，这些政策和法规是文化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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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文件可能来源于新疆当局在2000年代中期宣传的《关于非法宗教活动的 二十三种表现》

维吾尔法庭: 调查真相和寻找正义

今年6月4日，维吾尔法庭在伦敦开庭，进行第一轮听证。维吾尔法庭选择六四屠杀32周年当天开庭，说明了在中共统治下大规模的人权迫害一直没有中断。那么维吾尔法庭在当下有何重要意义？

 

人民法庭问责政府暴行

 

维吾尔法庭调查的是维吾尔、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正在遭受持续大规模的暴行和可能正在遭遇的种族灭绝。法庭庭长是大律师杰弗里·尼斯，他曾在海牙国际法庭对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战争罪审判中担任检察官。法庭陪审团包括八位成员，绝大多数是学者和律师，其中包括医学教授帕文·库马尔、土地法和发展研究教授安布雷娜·曼吉、考古学和文化研究教授拉姆达·考尔。法庭在今年9月将进行第二轮听证，计划在今年底裁决中国政府是否犯有反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罪。

 

从国际司法实践而言，维吾尔法庭属于人民法庭。犯下违反国际法罪行的政府往往既禁绝国内调查又阻止国际法庭问责，人民法庭应时而生，推动终止有罪不罚的现象。二战后最早的人民法庭成立于1966年，当时正值越战期间，国际知识界和民权活动人士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丹麦罗斯基勒建立了人民法庭以调查美国等国政府在越战时期的战争罪。人民法庭模式持续至今，在犯下暴行政府的非管辖之地设立法庭，调查这些政府被指控的种族屠杀和危害人类罪行。人民法庭推动了一些民主国家法庭使用普适管辖原则调查和问责犯下暴行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其审理范围和模式也为联合国大会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所借鉴，2003年依照这个规约在海牙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罗马规约》管辖权只针对个人，但是最严重犯罪的意图和行为往往是由某一体制或组织持续执行的。目前国际法起诉的对象仅限于个人，这是当下国际法律体系的局限。这种局限无法追责某一体制或组织（往往是国家当局、政党、军队和警察等）长期、广泛、系统地危害人类罪行。

 

此外，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和起诉的对象是国际政治经济角力的结果，许多涉嫌犯有重大罪行的人依然逍遥法外。中国政府拒绝加入《罗马规约》，使国际刑事法庭一直无法问责中共暴政。中国当局也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碍国际法院对其盟友的暴行进行调查。近十年来，中国的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持续上升，使民主国家针对违反国际法罪行的普遍管辖权原则也被侵蚀。2013年底，西班牙法庭在起诉了五名中共领导人后，中共向西班牙政府议会施加政治压力并辅以经济利诱，使西班牙议会将普遍管辖权改为本地管辖，遵循了中共释义的普遍管辖权，即在司法领域推行主权至上并对国家领导人实行赦免。

 

正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处境：开始有实质意义的行动

 

近年来，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对政府暴行的调查愈加困难。例如，虽然印尼结束军事政权统治并开始普选已经超过二十年，但军方仍然阻碍对1965-6年大屠杀进行司法调查。印尼民间社会和流亡社区经过长时间推动，终于于2014年在海牙成立了国际人民法庭，调查印尼军政府时期所犯罪行。海外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流亡者也以此为模式，推动了2018年在伦敦成立中国法庭，调查中国器官移植问题。经过一年半的听证和调查，法庭裁定：中国政府强制器官移植罪名成立；要求国际法院或联合国调查和诉讼责任人依照《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检验是否在中国正在发生族群灭绝。

 

人类从上世纪开始经历了数十次大规模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但集体良知和行动能力依然有限。本世纪最大集中营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他们被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遍及世界包括民主国家。6月10日，英国政府拒绝了议会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委员会提出防止英国公司以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牟利的建议，这表明不少民主国家政府仍然以商业利益为优先。

 

维吾尔法庭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这个法庭的意义这恰恰在于激发全球公众追求真相和公正。这个法庭首次集中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所遭受迫害的第一手证据，包括教育集中营的幸存者和集中营被关押者家人的证词。在人权组织的报告中或媒体报道中也涉及部分证词。维吾尔转型正义数据库和新疆受害者资料库中也可以查找受害者的基本信息。但是法庭证人的第一手资料尤其重要，特别是这些证人不仅包括了教育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而且也包括了执行强制计划生育的医生和参与逮捕维吾尔人前中国警察，学者对在新疆政策、实践及后果的分析揭示了中国政府的意图。中国政府以"反恐"和“去极端化”名义的拘押、剥夺宗教和文化身份、毁坏清真寺和墓地、强迫劳动、阻止妇女怀孕和强制脱胎，证词深刻揭示了国际社会对当下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处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维吾尔法庭将吸引全球公开讨论，激发国际公众的良知，使国际社会开始有实质意义的行动。

 

6月20日

 

 

 

中共百年意识形态垄断和专制话语

 中共百年意识形态垄断和专制话语

中共正在庆祝建党一百年， 它的主要意识形态话语记载在党代表大会文件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集中。那么中共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塑造其垄断和专制的？

 

《中共党章》中垄断和专制话语

 

1921年的《中共纲领》出现了苏维埃，其含义是代表和组织工农。随后的中共文件“代表”频繁出现。中共自称代表的阶层，但从未经过这些阶层按照自由意志定期选择赋权，因而是强制代表这些阶层。中共所称的代表是通过党代表实现的，党代表是由党组织选择的，绝对服从组织，在党代会上严格依照最高领导层旨意表演。党代会更是虚假代表，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领导集团和机构操控的，重复最高领导人的指令。中共1927年的《党章》中增加了民主集中制，这里民主只是修饰，集中是实质，其本质内容是“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种科层官僚制度话语无疑揭示了中共只代表自己，党员和下级组织只为一党专政和最高层独裁服务。因此《中共党章》中代表工农、人民等都是虚假话语。

 

《中共党章》中的“路线斗争”也是伪造陈述。中共八七会议，效仿苏共作法，清除内部批评斯大林或中共集权的党员，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等被第三国际撤职，随后他们因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而被开除党籍。自此中共以党建中违反党的纪律为名，保障权力集中，不断清洗和消灭党内异己，其中包括马克思理论水平远远高于自己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以保证中共完全听命于斯大林，并垄断对共产主义的解释。

 

中共的朋党政治、个人崇拜和权贵世袭制

 

1940年初，毛泽东在与中共内部的第三国际代理人的权力斗争中胜出。刘少奇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 与马列主义并列，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同时使中共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正当化。刘少奇仕途也因此一路高升。

 

1949年后，中共对国民党作战取得胜利，占据了清朝晚期控制的绝大部分领土，其制度建构主要仿照历代专制帝国和苏联制度，全面控制社会并建构了新的社会等级，以公有制名义在经济领域建立了官有特权制。韩战后，中共恢复经济和军事发展依然主要依靠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也受到苏共的影响。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去斯大林化，半年后，中共八大也将毛思想从党章中删除。

 

1960年代末，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结束，刘少奇死亡，邓小平失去权力。《中共九大党章》将协助毛泽东巩固权力的林彪列为接班人，毛思想也再次列入党章，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将刘少奇定为“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两年后，林彪也死于权力斗争。1973年，中共十大将林彪定为“反党集团”。

 

从1977年，中共高层开始新一轮权力斗争使邓小平等元老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他们借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毛的错误和重评文革，使毛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逐渐失势。1982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重新强化了中共以军方为后盾操控中共领导人接班的模式。中共元老以培养接班人为名重点培养太子党接班，朋党政治和世袭制成为中共官僚垄断体制的基本特征，太子党以此掌控官产学媒和军队。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也延续了对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阿谀奉承，预示着两年后党内政变的“枪指挥党”模式。

 

中共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

 

六四屠杀后，《中共十四大报告决议》将邓小平理论列为中共意识形态指导，与马列毛主义或思想并置，成为新一轮的洗脑和控制的工具。随后的中共最高领袖的话语以权力继承顺序列入中共党章，使新一轮偶像崇拜愈演愈烈。中共19大以巡视制度话语强化了中央集权。习近平的“建构人类共同体”是中共党国官僚垄断资本模式扩张的修辞，使中共制造的灾难遍布全球。

 

中共百年意识形态是权力斗争胜者掌控的话语，这种稳定和调试的垄断意识形态话语塑造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正当性，通过党的领袖、领导集团和机构将这套不容异议和辩驳的话语标识为唯一公理和真理。中共的话语结构与最高领导人偶像崇拜共同构成了公共言说，在公开言说只允许使用中共意识形态。垄断和专制以暴力和党国官僚垄断资本为后盾的控制和扩张是中共的基本特性。

 

對政客腐敗的知情權是最基本人權

4月下旬，廣東茂名中院二審以“尋釁滋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罪名維持了一審對24名青少年的判決，其中牛騰宇獲刑最長，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茂名法院定罪的依據是這些青少年參與了在網上轉貼習近平女兒與姐夫的資料，但是這類欲加之罪是為了恐嚇國內外傳播中共領導人裙帶和腐敗的消息。與此對照，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使用了近6萬英鎊捐款裝修自己的唐寧街公寓，英國公民在媒體包括社交媒體冷嘲熱諷政商旋轉門，沒有人被懲罰。同樣事關領導人裙帶和腐敗的傳播，對待公民天壤之別的原因在於知情權能否得到保障。

 

中共專制剝奪知情權、封民之口、製造災難

 

在沒有司法獨立的製度下，廣東茂名中院對這24名青少年的定罪並不出人意料。由於涉及到尋求終身執政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腐敗問題，法院更以“涉惡勢力犯罪集團”定案，對這些青少年酷刑取證。在一審開庭之前，法院只給辯護律師案件的一半卷宗。一審不允許辯護律師做無罪辯護，關鍵證據未出示，在開庭過程中，法官拒絕律師對官方的指控資料進行質證。二審阻止被指控的24名青少年家人和律師出庭，偽造辯護律師意見。剝奪了公民知情權，中共可以任意製造莫須有的罪名。

 

中共70多年來的統治一直缺乏正當性，剝奪知情權成為統治最優先的事項，這在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後尤其明顯。中共對疫情的控制始於封口，傳訊和威脅公開疫情的吹哨人，逮捕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和要求習近平下台的活動人士。中共也一直拒絕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病毒來源的原始資料，剝奪了世界各地公民的知情權，使中共製造的區域災難成為全球災患。

 

中共在公共事務嚴格禁止社會獲取對政權多渠道的知情權，只允許被動接受黨壟斷所公佈的信息，以此作為維持獨裁的主要方法，尤其是最高領導人裙帶關係和腐敗被列為禁區，對揭示和傳播者實施嚴厲鎮壓。中共高官腐敗事關公共事務，因此不屬於公民隱私。從中共建制以來，對中共包括習近平家族腐敗的揭露和批評一直沒有間斷。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大字報揭露了中共太子黨成員利用裙帶關係，牟取公職，官商勾結，竊國掠民，挑戰了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幾年前，巴拿馬文件也報導了中共黨國領導人的家人以易名方式向海外轉移資產。但是由於中共壟斷權力，剝奪了公民的知情權，制度性腐敗愈演愈烈。

 

獲取政客瀆職和腐敗信息是爭取全面知情權的重要途徑

 

民主制度在公共事務保持透明的關鍵在於保障了公眾的基本知情權。以英國為例，議會例會期間每週三是議員對首相的提問時間，這是公眾了解政府官員是否瀆職和腐敗的重要機制。 4月28日，就英國媒體廣泛報導首相在防疫上瀆職和利用捐款裝修自己公寓的問題，反對黨工黨黨魁凱爾·斯塔莫（Keir Starmer）和蘇格蘭民族黨議員伊恩·布萊克福德（Ian Blackford）對首相進行質詢，提出了不同側面的細節問題，使公眾可以從首相轉移話題、自吹自擂、重複回答觀察到其迴避和撒謊的內容。這種機制可以幫助公民和記者進行更近一步的深入調查和報導。

 

即使是民主制度，政府也經常以未解密、公共利益、個人隱私為由搪塞公民使用《信息自由法》提出的問題，議會質詢制度使政府更難以上述理由蒙混過關，從而使公眾更容易了解政府瀆職和政商旋轉門的全貌。這樣也推動了獨立委員會開始調查英國首相在疫情期間瀆職和腐敗行為，這些機制和公民努力使政府不得不透明化，同時形成了對政府的合力製約。

 

上述制約機制和平台基本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更重要的是公眾通過信息自由原則了解如何推動改進獲取信息的程序，使信息申請得到迅速和公正的處理，對任何拒絕申請都應該有獨立的審查；同時推動信息公開優先，不符合最大限度公開原則的法律應被修改或廢除；信息自由重要原則是保護舉報人，尤其涉及到公共領域，即使舉報或質疑領導人腐敗信息不完全符合事實，也要保護相關的吹哨人；降低起訴政府的司法程序門檻，迫使政府非自願地公佈了相關文件。這樣才能確保公眾獲得全面知情權。

 

知情權可以預防制度性全面腐敗

 

雖然中國目前有也《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是條例中“三個安全一個穩定”使各級政府隨意隱藏與公眾相關的信息，並對要求這些信息的公民實施報復。這可以解釋為何英國的“裝修門”受到了廣泛的譴責，甚至要求首相下台。而首相腐敗數額甚至比不上一個中國的村官，與習近平等中共高官的腐敗相比，更是九牛一毛。民主制度保障了公民基本知情權，以此可以使公民和媒體獨立監督領導人由此推動議會質詢，這樣使民主制度的腐敗不像專制的腐敗具有系統性、普遍性、且規模龐大。不論中共標榜自己有多少個自信，被以言治罪的數万個政治犯和良心犯恰恰表明了它最缺乏自信。

 

剝奪知情權和阻礙從多渠道獲取信息，後果是無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權利。在公共事務爭取知情權、學會向權力者提問，調查權力者的腐敗是擺脫渾濁和愚昧走向透明和啟蒙的關鍵。

           

为女权辩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思想、实践和影响

4月27日是女权主义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诞辰纪念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于1759年，离世时只有38岁，然而她短暂的一生经历不凡，著述颇丰，最经典的著作是《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被后人称为女权主义的思想基石。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实践对当下中国和世界女权运动仍有重要启迪。

 

启蒙、教育、女权与人权

 

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年代处于欧洲启蒙运动的高峰时期，启蒙思想家推出人权的理念，挑战国王的神圣权力以及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在理性精神的激荡中，女性思想家开始探索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与广义人权理念的关系，以及人权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关系。

 

少女时代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在父亲赌博和酗酒的阴影之下，父亲对母亲拳脚相加时，她会想尽各种办法保护母亲，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不满20岁，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开始独立谋生，做过陪护，也当过家庭教师。1783年，她和朋友共同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向女童和成年女性传授知识，这段经历让她认识到女性获得解放之路在于教育。1788年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发表小说、游记和杂文，触及各种女性议题，为女性开创独立表达空间。她加入了英格兰激进思想家的讨论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启蒙思想出版人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倡导女性自我教育和意识的作家玛丽·海耶斯（Mary Hayes），思想家和革命家托马斯·潘恩，画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浪漫主义诗人威廉·華茲渥斯。沃斯通克拉夫特与一位已婚画家相爱，提出愿意尝试一种新的家庭模式，以柏拉图式的方式与画家夫妇一起生活。这一惊世骇俗的提议受到拒绝，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成为英国保守势力群起围攻的靶子。

 

女权与制度革命

 

法国大革命激发了英国知识界辩论自身的制度问题。埃德蒙·伯克出版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为君主立宪制、贵族统治、父权主义、世袭原则和英国国教进行辩护。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人权辩护》，针锋相对地对伯克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反驳， 指出：伯克拥护的制度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等级之上，奴役女性和社会下层；英国富裕腐败的政治精英们用充满恶习的贵族礼仪规范压制穷人；君主制和世袭制是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因而缺乏道德基础并成为腐败的根源；美德源于公民权利而不是特权；世袭制是欧洲文明进步的主要障碍；君主立宪制和贵族制是把权力从议会抽走，这也是财产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与君主立宪制相比，共和制更有道德正当性。沃斯通克拉夫特强调自由和自治是基于人的自然权利，如果以继承、保守、和世袭为优先，那么奴隶贸易就无法废除。她也强调对制度问题进行重新评估而不是简单继承。

 

1792年，沃斯顿克拉夫特继而出版了《为女权辩护》，进一步扩展了《为人权辩护》中的许多论点。她提出如果所有的人都应该依据其美德来评判，那么女性也应该包括在这个群体中。她认为阻碍妇女实现平等的主要障碍在于家庭制度的压迫，现有的家庭制度剥夺了妇女在政治、教育方面的平等权利，称妇女在婚姻中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男性的现象为"合法的性交易"。

 

沃斯顿克拉夫特也挑战了卢梭的教育观念，认为虽然卢梭倡导女性教育，但是这种教育是以满足男性愿望为目标的，而女孩/女人作为自由人应该获得独立教育，女性摆脱无知和无力的出路在于获得教育和女权意识的觉醒。沃斯顿克拉夫呼吁普及男女同校，赋予妇女在各种行业和专业领域工作的权利，这样才可能解决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社会分工问题，消除对女性的剥削和奴役，保障女性独立。她要求结束对男女行为的双重标准，指出妇女应在工作、教育、公民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享有平等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与中国女权运动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思想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女权运动。女权革命家和思想家秋瑾与沃斯顿克拉夫特有类似的经历。秋瑾自己放足，反抗不幸的婚姻。她创办女报，鼓励中国女性摆脱封建父权法规束缚和男性强加给女性的污名，追求独立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号召女性组织起来反抗父权和专制，争取自己的解放，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

 

对比当今中国现实，中共的意识形态正走向对帝制的复辟，中国女权人士遭受专制、父权和特权集一体的全面压制，这反映在最近中共妇联根据习近平指示颁布的《带头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文件中，也可以由此看出为什么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受到大汉民族主义的攻击，女权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和关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然发聋振聩，对当下中国女权运动也有借鉴的意义。

 

 

 

 

 

 

西藏边境小康村是定居殖民的扩张

在2017年夏秋中印两国在洞朗军事对峙期间，中共声称将依照《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区小康村建设规划（2017-2020年）》在西藏自治区与邻国之间的地域建立边界村庄。根据2021年《西藏自治区的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期间共建成了604个此类村庄。那么中共建立这些定居村庄的企图何在？

 

西藏边境地区的维稳和屯兵

 

2021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政府工作报告》声称，这些位于边境的“小康村”是“屯兵和安民、固边和兴边并重”。根据《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区小康村建设规划（2017-2020年）》后续公布的部分内容，这类“小康村”每村规模不少于20户，六百多个村庄共移入24万人。每个村配备现代化设施，架设电网和通讯网络，推广4G和5G。新铺设的公路与西藏自治区的主要公路相联，成为青藏和川藏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延伸。中共在西藏边境地区同时增加了隆子、定日、普兰三个机场，与中国内陆主要城市通航。这些基础设施具备军民两用的功能，为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供给提供了保障，以便快速从各地调动兵员和军需，在日喀则、林芝、山南、阿里等地区原有大量军队的基础上，更强化了中共对西藏的军事化占领，同时也对邻国造成战略威慑。

 

在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区建立的这些村庄不是安民，而是以网格化维稳的方式剥夺藏人在自己土地上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西藏自治区边境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国相邻，边境地区面积达34.35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德国国土面积。这些边境村的建立迫使传统上的游牧藏人定居，同时也更有效地管控从事商业和朝圣的藏人在边境的活动。此外，新建的边境村不少位于过去藏人逃往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通道上，入住边境村的村民都经过了严格的政审，在村党支部和驻村队员指导下严密监视藏人，在这个地区从事商业运输会遇到更频繁的查处。西藏自治区4500多公里边境线上的边境村是以新疆建设兵团在边境控制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方式作为样板，一方面快速增加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区的城镇密度，另一方面强化对藏人的维稳控制。

 

以解放、发展和脱贫为名的军事占领和掠夺

 

边境村也在掠取西藏自治区的生态资源。中共国家机关和18个省市对口机构可以直接控制这一边境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和经济，包括以建立西藏边境贸易区更有效牟取本地能源、天然饮用水等自然资源，并以探险、生态和文化旅游吸引汉人和其他国家游客。这些边境经济也增加了对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影响，影响这些国家政府收紧对流亡藏人的控制。

 

中共在西藏自治区边境屯兵筑城的同时也在对原本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改造，其目的是 提高汉人对高海拔地区生活的适应能力。中共一直试图在西藏自治区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汉人定居，但是由于这个地区空气稀薄缺氧，汉人一直不能像藏人一样在这种环境下长时间定居，试图以汉人移民定居西藏自治区稀释藏人的人口政策不像在新疆（东突厥斯坦）一样奏效。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比例在1950年几乎为零，现在接近6-8%，边境“小康村”的兴建有可能大幅度地改变这个地区的人口构成。

 

中共以“解放”的名义占领藏人家园，以“发展”和“脱贫”的名义掠夺藏区资源和藏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建立以汉人为主导的边境“小康村”是继续以军事占领为后盾的殖民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