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维吾尔法庭在伦敦开庭，进行第一轮听证。维吾尔法庭选择六四屠杀32周年当天开庭，说明了在中共统治下大规模的人权迫害一直没有中断。那么维吾尔法庭在当下有何重要意义？
人民法庭问责政府暴行
维吾尔法庭调查的是维吾尔、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正在遭受持续大规模的暴行和可能正在遭遇的种族灭绝。法庭庭长是大律师杰弗里·尼斯，他曾在海牙国际法庭对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战争罪审判中担任检察官。法庭陪审团包括八位成员，绝大多数是学者和律师，其中包括医学教授帕文·库马尔、土地法和发展研究教授安布雷娜·曼吉、考古学和文化研究教授拉姆达·考尔。法庭在今年9月将进行第二轮听证，计划在今年底裁决中国政府是否犯有反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罪。
从国际司法实践而言，维吾尔法庭属于人民法庭。犯下违反国际法罪行的政府往往既禁绝国内调查又阻止国际法庭问责，人民法庭应时而生，推动终止有罪不罚的现象。二战后最早的人民法庭成立于1966年，当时正值越战期间，国际知识界和民权活动人士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丹麦罗斯基勒建立了人民法庭以调查美国等国政府在越战时期的战争罪。人民法庭模式持续至今，在犯下暴行政府的非管辖之地设立法庭，调查这些政府被指控的种族屠杀和危害人类罪行。人民法庭推动了一些民主国家法庭使用普适管辖原则调查和问责犯下暴行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其审理范围和模式也为联合国大会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所借鉴，2003年依照这个规约在海牙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罗马规约》管辖权只针对个人，但是最严重犯罪的意图和行为往往是由某一体制或组织持续执行的。目前国际法起诉的对象仅限于个人，这是当下国际法律体系的局限。这种局限无法追责某一体制或组织（往往是国家当局、政党、军队和警察等）长期、广泛、系统地危害人类罪行。
此外，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和起诉的对象是国际政治经济角力的结果，许多涉嫌犯有重大罪行的人依然逍遥法外。中国政府拒绝加入《罗马规约》，使国际刑事法庭一直无法问责中共暴政。中国当局也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碍国际法院对其盟友的暴行进行调查。近十年来，中国的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持续上升，使民主国家针对违反国际法罪行的普遍管辖权原则也被侵蚀。2013年底，西班牙法庭在起诉了五名中共领导人后，中共向西班牙政府议会施加政治压力并辅以经济利诱，使西班牙议会将普遍管辖权改为本地管辖，遵循了中共释义的普遍管辖权，即在司法领域推行主权至上并对国家领导人实行赦免。
正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处境：开始有实质意义的行动
近年来，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对政府暴行的调查愈加困难。例如，虽然印尼结束军事政权统治并开始普选已经超过二十年，但军方仍然阻碍对1965-6年大屠杀进行司法调查。印尼民间社会和流亡社区经过长时间推动，终于于2014年在海牙成立了国际人民法庭，调查印尼军政府时期所犯罪行。海外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流亡者也以此为模式，推动了2018年在伦敦成立中国法庭，调查中国器官移植问题。经过一年半的听证和调查，法庭裁定：中国政府强制器官移植罪名成立；要求国际法院或联合国调查和诉讼责任人依照《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检验是否在中国正在发生族群灭绝。
人类从上世纪开始经历了数十次大规模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但集体良知和行动能力依然有限。本世纪最大集中营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他们被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遍及世界包括民主国家。6月10日，英国政府拒绝了议会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委员会提出防止英国公司以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牟利的建议，这表明不少民主国家政府仍然以商业利益为优先。
维吾尔法庭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这个法庭的意义这恰恰在于激发全球公众追求真相和公正。这个法庭首次集中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所遭受迫害的第一手证据，包括教育集中营的幸存者和集中营被关押者家人的证词。在人权组织的报告中或媒体报道中也涉及部分证词。维吾尔转型正义数据库和新疆受害者资料库中也可以查找受害者的基本信息。但是法庭证人的第一手资料尤其重要，特别是这些证人不仅包括了教育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而且也包括了执行强制计划生育的医生和参与逮捕维吾尔人前中国警察，学者对在新疆政策、实践及后果的分析揭示了中国政府的意图。中国政府以"反恐"和“去极端化”名义的拘押、剥夺宗教和文化身份、毁坏清真寺和墓地、强迫劳动、阻止妇女怀孕和强制脱胎，证词深刻揭示了国际社会对当下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处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维吾尔法庭将吸引全球公开讨论，激发国际公众的良知，使国际社会开始有实质意义的行动。
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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