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是女权主义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诞辰纪念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于1759年，离世时只有38岁，然而她短暂的一生经历不凡，著述颇丰，最经典的著作是《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被后人称为女权主义的思想基石。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实践对当下中国和世界女权运动仍有重要启迪。
启蒙、教育、女权与人权
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年代处于欧洲启蒙运动的高峰时期，启蒙思想家推出人权的理念，挑战国王的神圣权力以及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在理性精神的激荡中，女性思想家开始探索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与广义人权理念的关系，以及人权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关系。
少女时代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在父亲赌博和酗酒的阴影之下，父亲对母亲拳脚相加时，她会想尽各种办法保护母亲，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不满20岁，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开始独立谋生，做过陪护，也当过家庭教师。1783年，她和朋友共同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向女童和成年女性传授知识，这段经历让她认识到女性获得解放之路在于教育。1788年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发表小说、游记和杂文，触及各种女性议题，为女性开创独立表达空间。她加入了英格兰激进思想家的讨论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启蒙思想出版人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倡导女性自我教育和意识的作家玛丽·海耶斯（Mary Hayes），思想家和革命家托马斯·潘恩，画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浪漫主义诗人威廉·華茲渥斯。沃斯通克拉夫特与一位已婚画家相爱，提出愿意尝试一种新的家庭模式，以柏拉图式的方式与画家夫妇一起生活。这一惊世骇俗的提议受到拒绝，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成为英国保守势力群起围攻的靶子。
女权与制度革命
法国大革命激发了英国知识界辩论自身的制度问题。埃德蒙·伯克出版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为君主立宪制、贵族统治、父权主义、世袭原则和英国国教进行辩护。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人权辩护》，针锋相对地对伯克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反驳， 指出：伯克拥护的制度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等级之上，奴役女性和社会下层；英国富裕腐败的政治精英们用充满恶习的贵族礼仪规范压制穷人；君主制和世袭制是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因而缺乏道德基础并成为腐败的根源；美德源于公民权利而不是特权；世袭制是欧洲文明进步的主要障碍；君主立宪制和贵族制是把权力从议会抽走，这也是财产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与君主立宪制相比，共和制更有道德正当性。沃斯通克拉夫特强调自由和自治是基于人的自然权利，如果以继承、保守、和世袭为优先，那么奴隶贸易就无法废除。她也强调对制度问题进行重新评估而不是简单继承。
1792年，沃斯顿克拉夫特继而出版了《为女权辩护》，进一步扩展了《为人权辩护》中的许多论点。她提出如果所有的人都应该依据其美德来评判，那么女性也应该包括在这个群体中。她认为阻碍妇女实现平等的主要障碍在于家庭制度的压迫，现有的家庭制度剥夺了妇女在政治、教育方面的平等权利，称妇女在婚姻中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男性的现象为"合法的性交易"。
沃斯顿克拉夫特也挑战了卢梭的教育观念，认为虽然卢梭倡导女性教育，但是这种教育是以满足男性愿望为目标的，而女孩/女人作为自由人应该获得独立教育，女性摆脱无知和无力的出路在于获得教育和女权意识的觉醒。沃斯顿克拉夫呼吁普及男女同校，赋予妇女在各种行业和专业领域工作的权利，这样才可能解决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社会分工问题，消除对女性的剥削和奴役，保障女性独立。她要求结束对男女行为的双重标准，指出妇女应在工作、教育、公民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享有平等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与中国女权运动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思想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女权运动。女权革命家和思想家秋瑾与沃斯顿克拉夫特有类似的经历。秋瑾自己放足，反抗不幸的婚姻。她创办女报，鼓励中国女性摆脱封建父权法规束缚和男性强加给女性的污名，追求独立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号召女性组织起来反抗父权和专制，争取自己的解放，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
对比当今中国现实，中共的意识形态正走向对帝制的复辟，中国女权人士遭受专制、父权和特权集一体的全面压制，这反映在最近中共妇联根据习近平指示颁布的《带头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文件中，也可以由此看出为什么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受到大汉民族主义的攻击，女权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和关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然发聋振聩，对当下中国女权运动也有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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