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廣東茂名中院二審以“尋釁滋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罪名維持了一審對24名青少年的判決，其中牛騰宇獲刑最長，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茂名法院定罪的依據是這些青少年參與了在網上轉貼習近平女兒與姐夫的資料，但是這類欲加之罪是為了恐嚇國內外傳播中共領導人裙帶和腐敗的消息。與此對照，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使用了近6萬英鎊捐款裝修自己的唐寧街公寓，英國公民在媒體包括社交媒體冷嘲熱諷政商旋轉門，沒有人被懲罰。同樣事關領導人裙帶和腐敗的傳播，對待公民天壤之別的原因在於知情權能否得到保障。
中共專制剝奪知情權、封民之口、製造災難
在沒有司法獨立的製度下，廣東茂名中院對這24名青少年的定罪並不出人意料。由於涉及到尋求終身執政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腐敗問題，法院更以“涉惡勢力犯罪集團”定案，對這些青少年酷刑取證。在一審開庭之前，法院只給辯護律師案件的一半卷宗。一審不允許辯護律師做無罪辯護，關鍵證據未出示，在開庭過程中，法官拒絕律師對官方的指控資料進行質證。二審阻止被指控的24名青少年家人和律師出庭，偽造辯護律師意見。剝奪了公民知情權，中共可以任意製造莫須有的罪名。
中共70多年來的統治一直缺乏正當性，剝奪知情權成為統治最優先的事項，這在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後尤其明顯。中共對疫情的控制始於封口，傳訊和威脅公開疫情的吹哨人，逮捕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和要求習近平下台的活動人士。中共也一直拒絕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病毒來源的原始資料，剝奪了世界各地公民的知情權，使中共製造的區域災難成為全球災患。
中共在公共事務嚴格禁止社會獲取對政權多渠道的知情權，只允許被動接受黨壟斷所公佈的信息，以此作為維持獨裁的主要方法，尤其是最高領導人裙帶關係和腐敗被列為禁區，對揭示和傳播者實施嚴厲鎮壓。中共高官腐敗事關公共事務，因此不屬於公民隱私。從中共建制以來，對中共包括習近平家族腐敗的揭露和批評一直沒有間斷。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大字報揭露了中共太子黨成員利用裙帶關係，牟取公職，官商勾結，竊國掠民，挑戰了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幾年前，巴拿馬文件也報導了中共黨國領導人的家人以易名方式向海外轉移資產。但是由於中共壟斷權力，剝奪了公民的知情權，制度性腐敗愈演愈烈。
獲取政客瀆職和腐敗信息是爭取全面知情權的重要途徑
民主制度在公共事務保持透明的關鍵在於保障了公眾的基本知情權。以英國為例，議會例會期間每週三是議員對首相的提問時間，這是公眾了解政府官員是否瀆職和腐敗的重要機制。 4月28日，就英國媒體廣泛報導首相在防疫上瀆職和利用捐款裝修自己公寓的問題，反對黨工黨黨魁凱爾·斯塔莫（Keir Starmer）和蘇格蘭民族黨議員伊恩·布萊克福德（Ian Blackford）對首相進行質詢，提出了不同側面的細節問題，使公眾可以從首相轉移話題、自吹自擂、重複回答觀察到其迴避和撒謊的內容。這種機制可以幫助公民和記者進行更近一步的深入調查和報導。
即使是民主制度，政府也經常以未解密、公共利益、個人隱私為由搪塞公民使用《信息自由法》提出的問題，議會質詢制度使政府更難以上述理由蒙混過關，從而使公眾更容易了解政府瀆職和政商旋轉門的全貌。這樣也推動了獨立委員會開始調查英國首相在疫情期間瀆職和腐敗行為，這些機制和公民努力使政府不得不透明化，同時形成了對政府的合力製約。
上述制約機制和平台基本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更重要的是公眾通過信息自由原則了解如何推動改進獲取信息的程序，使信息申請得到迅速和公正的處理，對任何拒絕申請都應該有獨立的審查；同時推動信息公開優先，不符合最大限度公開原則的法律應被修改或廢除；信息自由重要原則是保護舉報人，尤其涉及到公共領域，即使舉報或質疑領導人腐敗信息不完全符合事實，也要保護相關的吹哨人；降低起訴政府的司法程序門檻，迫使政府非自願地公佈了相關文件。這樣才能確保公眾獲得全面知情權。
知情權可以預防制度性全面腐敗
雖然中國目前有也《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是條例中“三個安全一個穩定”使各級政府隨意隱藏與公眾相關的信息，並對要求這些信息的公民實施報復。這可以解釋為何英國的“裝修門”受到了廣泛的譴責，甚至要求首相下台。而首相腐敗數額甚至比不上一個中國的村官，與習近平等中共高官的腐敗相比，更是九牛一毛。民主制度保障了公民基本知情權，以此可以使公民和媒體獨立監督領導人由此推動議會質詢，這樣使民主制度的腐敗不像專制的腐敗具有系統性、普遍性、且規模龐大。不論中共標榜自己有多少個自信，被以言治罪的數万個政治犯和良心犯恰恰表明了它最缺乏自信。
剝奪知情權和阻礙從多渠道獲取信息，後果是無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權利。在公共事務爭取知情權、學會向權力者提問，調查權力者的腐敗是擺脫渾濁和愚昧走向透明和啟蒙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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