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对中资的应对措施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在美国和欧盟的投资迅速增加。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流向欧美的投资比2000年增加了四十倍，在美国的投资达到中国对外总投资额的23%，在欧盟的投资占21%，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共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最重要的投资地区。目前中国在欧美的投资领域还在继续扩张。那么欧美主要经济体对外资流入有何应对措施呢？

 

美国对中资的限制

 

美国目前对外资的限制主要依据国会颁布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法案》（Exon-Florio 修正法案）（1988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007年）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2018年）。这三项法案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外资进行审查，外国投资委员会和总统都可以阻止危害国家安全的投资。

 

从1988年到1999年，《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法案》生效十年内，在涉及国家安全方面主要依靠外国投资方的自愿申报。在1300个自愿申报的案例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只调查了17个案例。迄今为止，美国总统直接阻止外国投资只有两次。一次是在六四屠杀一年后，布什总统阻止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对美国Mamco飞行器制造公司的收购。另一次是2012年奥巴马总统试图阻止中国三一重工高管控股的罗尔斯公司(Ralls Corp)在俄勒冈州军事基地附近修建四个风能发电场。

 

尽管美国国会在2007年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但是这些法律也无法阻止中国收购领域的扩大，包括航空航天、汽车、能源、金融、食品、健康、技术、媒体等。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公开谴责已达成的交易，例如，联想对IBM全球个人电脑的收购，中航通用飞机对美国西锐（Cirrus）飞机设计公司的并购，中国双汇集团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等。自2011年至2017年，中国成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次数最多的国家，但是这种审查仍未能有效阻止中国资本和美国资本交易联合规避审查。

 

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实施程序进行了改革。这项法案管辖范围部分交予财政部实施，并延长了对外资的审查时限，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强制审查或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力以及审查交易范围，其中包括涉及 "特殊关注其他国家 "的交易，防止获取交易影响美国领先技术，以及可能使美国公民的敏感数据被外国政府利用的交易。然而这个法案生效后，中国仍在美国敏感领域投资。

 

欧盟对中资的应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各国政府对有关民生和公共利益领域的投资下降，开始竞相争取中国投资。由于欧盟缺乏对投资安全的审查，中国在欧盟的投资领域比在美国更为广泛，开始逐步占领市场，包括德国的机器人和再生能源，瑞典的半导体，希腊和意大利的港口、机场和电网。

 

欧盟涉及到外国投资安全的法律主要是依据2009年《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65条第1款(b)项，“防止（外国投资）违反（欧盟）成员国税收领域法律和条例的国家措施，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督，以及以公共政策或公共安全为由采取的措施”。但是欧盟自身缺乏对这个条款的实施机构。直到2019年，欧盟才颁布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对外国投资进行筛选审查，帮助成员国解决“在特定情况下，收购或控制特定业务，基础设施或技术会对欧盟的安全或公共秩序造成风险的情况，包括对关键卫生基础设施和关键投入物的供应造成的风险”。但是这个条例的实施机构仍主要依靠欧盟各成员国自己的审查和处理。与美国相比，欧盟国家以安全原因阻止中国公司收购当地企业的案例更加稀少。不仅如此，尽管欧盟在六四屠杀后一直未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盟强国却一直在向中国出售具有军事用途的产品，欧盟从未追究这些国家的责任。

 

欧美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内部政商利益集团与中共党国的合作。这种合作的结果是商业利润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牺牲本国劳工阶层的福祉。中共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本国资本，再以国家资本收买兼并国际资本，这样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动摇目前以资本为主导的代议民主制度。

 

2021-01-11

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全面投资协定》对等么？

 经过七年的谈判，欧盟与中国于2020年底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盟在声明中指出，这项《投资协定》一旦生效，将有助于重新平衡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欧盟公司在中国市场竞争时将受益于更公平的待遇。那么这项《投资协定》真对等么？

 

首先，从投资领域看，该协定拓宽了欧盟在中国的投资领域，如再生能源和高科技制造业，另外中国也承诺开始逐步开放国际海上和航空运输、健康、金融、商业服务、研发和电信/云服务、健康、环保服务等领域。但是，中共显然已经在此之前做好了准备，通过立法对欧盟投资作出实质性限制。例如，2020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对很多领域的投资作出明文禁止，有些领域只允许以合资方式投资。与此同时，2020年11月底通过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要求对外商投资开展安全审查，审查领域包括“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大装备制造、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重要文化产品与服务、重要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与服务、重要金融服务、关键技术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相比之下，欧盟没有对中国在欧盟的投资作出类似的限制。

 

在投资股份份额方面，中国的法规也对外资股份设定了上限，包括明确规定有些领域必须中方“控股”或“取得所投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而中国在欧盟投资很少受到这类限制，甚至可以收购相关企业。例如，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了德国太阳能Avancis ，汉能收购了德国Solibro薄膜光伏电池厂，新疆金风科技收购了德国Vensys风电力公司，美的收购了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KUKA），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收购了工业机械制造商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集团，中国资本成为全球最先进专用车德国戴姆勒（Daimler）公司的最大股份持有者。这种不对等的隐患之一是， 如果中国相关行业在欧盟倾销，欧盟缺乏反制能力。事实上，很多投资领域已经被中共列入《中国制造2025》工程之中。中国的目的是从欧盟融资，以强制“合作”、“联合开发”等方式，掌握欧盟在相关行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以逐步达成中国产业的战略升级。

 

此外，《投资协定》没有对发生纠纷时的有效仲裁作出具体规定，那么最后只能按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来裁决。近二十年来，美国、欧盟向世贸投诉中国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的技术转让，结局全是不了了之。由于中国政府尚未签署《政府采购协议》，中国违反协定的代价只能由对方承担，因此欧盟宣称的仲裁不过是各自仲裁而已。中共可以随便援引国安条款阻止或限制欧盟公司，猎取、诱导或强制欧盟企业转移技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由于中国禁止欧盟投资与法律事务相关的领域，不允许欧盟律师成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欧盟当事人在中国诉讼政府和企业很难找到合格的律师，更不要指望有独立法庭了。与此对照，中国可以在欧盟许多国家独办或合办律师事务所，代理中国公司在欧盟的法律事务。

 

这项《投资协定》未涉及的领域也是目前导致欧盟与中国每年千亿贸易赤字和投资不对等的重要原因。例如，中国禁止欧盟在中国以投资的方式拥有或部分拥有机场或港口，但是目前中国在欧盟已经拥有或部分拥有3个机场和6个海港。《投资协定》没有对社会科学、教育、媒体领域的投资作出规定。这些领域是欧盟最有实力的领域，也是最不对等的领域。中国明文禁止外资涉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义务教育、宗教教育、社会调查等领域，而近二十年来中国在欧盟资助了几乎所有知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从事社会调查和研究开发，在欧盟各国设立了130多所孔子学院，在中学设立了近300所孔子课堂，潜移默化地输出专制意识形态，腐蚀欧盟的学术自由。中共禁止外商在中国投资新闻机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但是中共官媒以及附庸却可以在欧盟投资运营，成为党国外宣的喉舌。

 

令人遗憾的是，《投资协定》没有规定禁止强迫劳动，也没有加入保护劳工的条款。中国政府的承诺，所谓以“持续而且持久的努力”争取“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只不过是递给欧盟政客和资本家的一方遮羞布，让他们可以假装看不到维吾尔人在集中营被迫生产的奴工产品。

中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

今年以来中印之间发生了自1962年两国战争以来最严重冲突。从历史上而言，中国被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隔离，本与印度没有边境问题。但是自70年前中共军队全面侵入西藏。使临近的喜马拉雅国家失去了西藏高原的地理屏障。中国军队开始在喜马拉雅山脉占据有力地形和筑路，对这个地区形成威胁。

 

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夹在印度和中国两个强国之间，争夺这些小国成为两国过去几十年冲突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威胁，锡金、不丹、尼泊尔采取了不同的外交策略。1975年，锡金国成为印度的锡金邦，中国以不承认锡金作为外交手段对印度施压，印度以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回击。2003年，中国和印度以锡金和西藏为政治砝码达成协议，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

 

中共军队占领西藏后，由于中国军人不时闯入不丹国境，不丹选择与印度保持紧密政治和经济关系，同时加入联合国，但不与5个常任理事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84年，不丹开始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但中国一直宣称对不丹与印度临近的不丹管辖区拥有主权。2017年，中国在不丹边境地区修建机动车道，这条公路北部是西藏春丕山谷（Chumbi Valley），东部是不丹哈宗河谷（Haa Valley），西部是印度锡金邦。今年6月，中国政府又对不丹东部野生动物保护区萨克滕（Sakteng）保护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这个保护区的位置是威慑印度腹地的重要战略要地。

 

尼泊尔在1955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尼泊尔与印度边境争端中支持尼泊尔，并开始向尼泊尔提供援助，修建西藏到加德满都的公路。1960年代末，美国决定与中国联合对抗苏联，停止对以尼泊尔为基地西藏抵抗战士的支持。1974年，尼泊尔国王在中共的压力下解除了西藏抵抗战士的武装。在1990年到2005年尼泊尔内战期间，中共向恢复专制君主制度的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出售武器，帮助镇压意识形态与其相似的尼泊尔共产党毛派组织。尼泊尔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后，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在2008年4月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的政党，中共又转而向毛派提供大量资助，强调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投资新铁路连接西藏和尼泊尔主要城市，使尼泊尔的经济更加依赖于中国。

 

南亚地区经济整合一直非常缓慢，经济体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报告，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相互之间的出口不到总出口额的2%。中国利用这个地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民族精英视印度为霸权国家，希求与中共结盟，限制印度的影响，这为中国扩张创造了机会。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为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包括核武将和导弹，资助中巴经济走廊基建项目，支持巴基斯坦与印度长期对峙甚至武装冲突，从而主导了印巴之间的关系。此外，中国在印度南方邻国孟加拉国和西南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大量投资和增加贸易，使这些国家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尤其近年来在金融和电商领域进行扩张。2018年2月，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收购了达卡证券交易所25%股权，超越了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所占的份额。在南亚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中国以经济扩大实力，削弱了印度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在喜马拉雅南麓扩张策略利用了这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社会分裂，满足这个地区国家精英短视的需求，以经济至上为诱饵和牺牲小国为代价，逐个蚕食不同国家。从196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主要以军事扩张作为威慑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国家的手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更以军事势力、经济扩张、技术援助全方位影响这个地区，以紧密的经济关系牟取这个地区资源。毛泽东在1950年代将西藏比喻为中国的手掌，拉达克、锡金、尼泊尔、不丹和阿鲁纳恰尔邦被视为五个手指，这个比喻正好是中共70年来在喜马拉雅地区扩张的轨迹。

中共在非洲的扩张

 国际上公开为中共大规模羁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辩护的政府，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非洲国家。在联合国议案投票中，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也追随中国。为什么中国对非洲国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中共在六四屠杀后，为减轻民主国家的制裁，重新强化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尤其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俄国撤出非洲，美国也减少了对非洲的影响，中共开始在这个国际空间扩张，恢复和发展了以意识形态建构毛时代以来与非洲国家的共同政治认同：近代非洲与中国同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受到欧美帝国主义的欺压；当前不少非洲国家专制政府也面临践踏人权的国际批评，中共以此与这些国家建立同盟，在国际上推广中共特色的发展模式和人权观。

 

1990年代初后，中国快速增加与非洲的贸易，经过八年，与非洲的贸易增加了近五倍。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创立，囊括了几乎所有非洲国家，这个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高峰会议，论坛秘书处召集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举行每年至少两次的常规会议。本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已经为中非发展基金提供超过100亿美元的贷款以及安排了数百亿美元的项目投资。

 

中国投资的项目往往以基础设施项目换取自然资源，如修建尼日利亚铁路和安哥拉公路，获取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和矿产。中国投资的项目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公司的承包商，经常缺乏卫生、安全质量和环境保障的可行性评估，在运行过程中限制当地工会的活动，造成灾难不断。例如，中资公司在赞比亚开采铜矿等设施的安全条件极差，数年来一直造成工人伤亡。中国企业在非洲修建的水坝普遍对当地生态、水质和公众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对水坝移民缺乏足够的补偿，使当地生态环境遭受长期破坏，并对当地社区有额外的负面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公司在非洲投资比例下降，中国投资比例上升，电信公司如华为、Tecno和中兴等快速扩张，目前这些公司已经占据了非洲手机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非洲70%的4G通信网络由华为制造。中国银行和公司在非洲广泛使用的中国电信公司的应用软件（app） 和电子交易，使以人民币为交易的物流迅速增加，增加了非洲国家对中国金融机制的依赖。

 

中共将非洲作为中国经济模式的试验场，以中国快速经济发展模式吸引非洲国家推广这种模式，并将非洲产业链置于中国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企业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都是低技能劳动密集性岗位，以此榨取当地廉价劳动力。尽管在中资企业中有少量的非洲管理人员，但他们的职能只限于在中国高管和非洲员工之间进行调解。中国企业极少将复杂生产系统的知识和技术转移给非洲员工，这样便于中国继续以大量廉价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品向非洲倾销，阻碍了非洲国家之间形成较完整产业链以及产业升级的可能性。此外，中国公司大量收购非洲矿产企业或直接在当地设立公司开矿，继续加深非洲与中国贸易之间不平等的地位。

 

中共以利益网罗非洲国家精英, 每年提供奖学金培训数千名到上万名非洲官员，为非洲外交官举办 “了解中国 ”研讨会。同时，中国在遍布非洲的主要大学设立超过六十所孔子学院，影响非洲当地精英和社区。中共在政治上阻碍非洲的民主化进程，扶持亲中共的独裁领导人。例如，中国政府向津巴布韦独裁者提供了通讯干扰设备，在2008年津巴布韦大选时，干扰政治反对和异议人士的无线电信号。中国政府也持续向现任非洲政府出售武器和防暴装备，帮助当地政府维持专制和实施压迫性统治。中国对安哥拉的援助使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得以推迟选举。此外，中国政府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使涉嫌反人类罪的肯尼亚主要领导人可以规避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

 

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目前4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港口中，中国资助了27个，至少有6个非洲港口已经发展为军民两用港口，中国公司还在修建更多的深水港，使中国海军可以在这些海域中巡弋。非洲目前有90%的贸易依赖港口，中国控制这些港口和主要贸易，使非洲国家丧失更多的控制权。在42个非洲国家中，有33个被世界银行定为 “重债穷国”，利用在非洲投资的基础设施和贷款，中国成为这些非洲重债穷国的主要和长期的债权国。

 

中国在非洲建立的机制和权力战略，以经济实力、硬实力、公共外交等软实力控制非洲国家，这与旧帝国在这个地区的霸权别无二致。

 

2020年12月9日

台湾的国际空间

 11月中旬，全球许多地区处于新冠疫情第二波高峰期。很多国家开始重视台湾的防疫经验，因为台湾证明，尊重民主人权的社会同样可以有效控制疫情。为了更好地了解台湾经验，国际民间社会和多国政府建议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参加本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但是这项合情合理的建议被中国否决。中共的霸陵不让人吃惊，却仍然令人气愤。那么台湾的出路何在？台湾如何争取自己的国际空间？

 

世卫是附属于联合国的组织 ，这类国际组织要求只有联合国成员国才能成为会员。自1971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掌握了决议草案的否决权。因此台湾若想加入世卫只有两个可能的前提：一个是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这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几乎没有可能；另一个是推动世卫改革，使其相对独立于联合国，真正实现全球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宗旨。这一点虽然很难，却不是毫无可能。

 

中共隐瞒新冠疫情，对疫情初期的全球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疫情使许多国际社会成员更有意愿改革世卫，台湾加入这个组织比以往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台湾应对新冠疫情的成就，理应使台湾成为世卫这个世界公共卫生决策机构的成员。世卫改革的主要方向除了在全球公共健康预警、及时应对、问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另外还尤其应该推动“不排斥任何群体”（inclusiveness）的原则。

 

台湾要开拓国际空间，必须重视多边协议（包括区域和跨区域协议）的博弈。目前，中共在全球扩张的途径之一也是加入各种多边协议，例如与东南亚、东北亚和大洋洲14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虽然中共想方设法阻挠台湾加入各种区域协定，但是新冠疫情使不少民主国家提高了对中共扩张野心和独裁政权性质的警惕，台湾加入国际多边协议的机遇和可能性都相应增加。正如中共在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后，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压力使台湾没有受到很大障碍就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次疫情必然会导致国际政治板块的松动和再塑，台湾有风险也有机会。

 

举例来说，台湾从2013年起一直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现在更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已经符合这个协议的所有要求，尤其在经济贸易中保护劳工、环保以及遵守相关国际法方面。习近平近期声称“积极考虑加入”这项协议，日本作为这项协定明年的轮值主席立即表示加入协定需要满足规则要求。目前已经批准这项协定的大部分国家都经历过中共的渗透，对中共扩张有一定程度的警觉，因此台湾值得努力尝试加入这项协定。

 

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上，台湾长期以来一直与强邻周旋，积累了不少应对中共扩张的经验。当年搁置《海峡两岸服贸协议》，是具有前瞻性的明智之举。台湾可以将这些经验与其他国家分享，使这些国家摒弃长期以来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的对华政策。

 

此外，台湾与国际民主社区有尊重民主和人权的基本共识。台湾也可以与地缘政治类似的国家创造国际多边机制，如世界民主岛屿联盟。这种多边机制可以是政府间组织，也可以是国际民间社会联盟，内容多元，形成跨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网络。台湾尤其可能与其他民主邻国建立区域内空白领域的国际机制。比如建立亚洲区域性人权机制，制定《亚洲保障人权和根本自由公约》，建立亚洲人权法院，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或反人类罪都可以向这个法院起诉。

 

除了加入或创立多边国际机制，台湾社会应与国际民主社区建立多层次有实质意义的联系，加强彼此社区内部的合作与交流，让民主国家的基层组织和人民了解台湾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这种多元、多边、多层次的交往是台湾社会和人民最可行的防御方式。

 

中共的环保承诺可信吗？

 今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承诺,  “中国将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的最高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誓言让很多环保人士误以为中共将要遵守《巴黎协定》，对解决环境危机承担起责任。中共也以此将自己扮演成世界环境的拯救者。然而，中国的发展模式令人怀疑这项承诺只是一纸空文。

 

中共对环境的承诺只是基于自己的单边解释。在国际减排谈判中，中共一直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求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减排。针对所有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批评，中国政府反驳说这些欧美国家已经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两百多年了。中共的内在逻辑是先依靠更多使用化石燃料，经过类似欧美两百多年排放温室气体的规模，使中国经济在世界全面领先，然后再谈环境问题。然而，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是增长量最快和最多的国家。2019年，中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0.34%（美国13.43%，欧盟27国7.6%，印度6.83%）。中国也是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排放量的28%（美国15%，欧盟27国和印度各占7%）。2019年，中国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日本的十倍。以人均排放量计算，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全球温室气体也超过了世界平均值，成为目前影响全球气温上升最主要的国家。中国70年的发展模式不仅系统性践踏人权，而且以大规模牺牲全球环境为代价。

 

据专家估算，按照中国近十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模式和规模推测，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会到达峰值，而将继续上升，到2044年才有可能达到最高峰，将比中共的承诺晚15年。即使按照习近平所说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也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建议各国在2044年二氧化碳净零晚了16年。中国对全球气温的影响而言，无法实现全球在2060年不超过增加1.5摄氏度的目标，这个指标是全球气温大规模灾难的警戒值。

 

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上半年，中国已经建成新的煤电厂容量为53.2GW，占全球总量的90%，同时正计划建造更多的煤电厂，这些项目使中国二氧化碳在2060年净零更是天方夜谭。中共一方面承诺增加再生能源比例，另一方面却在国内继续加大投资这些高污染化石燃料。这可以从今年能源消费和生产大省/自治区的重大项目清单得到反映，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化石燃料项目，而对再生能源投资不足化石燃料项目的三分之一。继续大比例投资高污染化石燃料的后果将使中国整体环境继续恶化，尤其是新疆、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甘肃和江苏等地将首当其冲。由于中国延缓执行严格的排放量，其他不负责任的国家竞相逐底，其后果将是导致全球在2060年以前气温上升2-3摄氏度，全球未来50年沿海城市数亿人居住的地方将置于海平面以下，非洲愈十亿人将沦为环境难民。

 

目前“环境合作”再次成为许多国家政府或不少民间人士热门话题，正如在六四屠杀以后的人权对话作为公共关系的修饰语一样。中共将人权解释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全球推广政府权力高于公民权利，以发展的名义肆意掠夺，剥夺了人人享有的普遍人权，以权力和资本结盟巩固它的全球等级和特权网络。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寻找尽可能的透明化，严格监督中共的环境政策和实施，并使用多样性的国际杠杆使中共违反承诺的代价增大，这样既可以真正保护环境，又有效地帮助中国内部独立民间行动扩展环保空间。

 

中共对民间独立环保人士的打击，对民间组织严格限制，也说明了环境与民主问题密不可分。全球环保的成功不是自上而下地排斥公民社会，也不是政府间的公共关系和对外宣传，而是推动观念的改变，自下的公民行动，对中国当局和其他缺乏环保责任的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民间独立环保的持续行动。此外，全球公民直接参与保护环境，创造更多空间和新的直接赋权方式，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