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日是伦敦骄傲游行（Pride Parade）50周年纪念日，一百多万人上街参加了支持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或性少数者）权利的游行。骄傲游行源于纪念53年前争取性少数者权利的石墙起义，全球各地的骄傲游行已经成为连接世界各地性少数者的重要公共空间。骄傲游行也创造了与对这类权利有不同看法人士的对话机会，在集会中支持性少数权利的人士也表达了关注其他政治议题，如反对警察暴力以及要求苏格兰公投。
台湾和中国活动人士穿有性少数人士认同的服饰，参加了50周年的伦敦骄傲游行。也有台湾活动人士举出了「台湾独立」的标语，反映了台湾民主化后在本土和海外都可以免于恐惧地表达不同意见。相比较而言，中共统治地区仍然压制性少数认同的权利，也限制了争取这种权利相关的自由表达和和平集会。比较中国和台湾性少数权利的变化轨迹可以了解社会多元宽容与制度的关系。
1.专制与否认性少数权利
中共极权统治的地区只允许男/女生理性別与严格对应二元划分的社会性別一致，不允许同性恋、性别流动认同或同时有不同的性别倾向。1949-79年，中共将非二元划分的性别认同视为封建或资产阶级的「道德败坏」，以公开批斗会羞辱性少数者，并施以劳改、劳教或其他惩罚，甚至判处死刑。
1979年，中共在《刑法》中将同性恋以「流氓罪」治罪，以法律手段惩罚性少数者。1997年后，虽然在《刑法》中不再明确将同性恋定为「流氓罪」，但是当局对不符合规定的性别认同依然压制，并对性少数者强制实施「转化治疗」。此外，中共以「公序良俗」为名只承认男女异性婚姻，不承认同性婚姻和其他类型的婚姻，继续歧视性少数者，在教育和就业领域对这些人士设置了多重障碍。当局也拒绝性少数权利人士申请社团登记和活动备案，以便随时以「非法」为由禁止这些人士的活动。
近年来，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的活动空间比本世纪的前十年更小。同性恋者公开举办婚礼也被禁止，在讨论家庭婚恋和商业栏目下涉及性少数权利也被严格禁止。2021年7月，所有LGBT团体的微信账号都遭封杀，相关内容的搜索均被屏蔽。
2.民主化和社会运动与争取性少数权利
1912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刑法》将同性恋去罪化，但是台湾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戒严时期同性恋被视为「妨碍风化」，多元性别认同的权利和表达被压制。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争取婚姻平权与民主化几乎同步进行。1986年，祁家威与同性伴侣要求台北法院公证处登记结婚被拒绝后，开始了长达30年的游行，向立法院请愿、法律诉讼、要求大法官释法。从1996年，台湾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权利活动人士以和平集会争取多元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认同。同时，全面争取公民、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人士也参与了推动争取性少数权利。
台湾深化民主和社会运动使性别少数权利快速进展，尤其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激励了台湾的LGBT动员，使台湾在这个领域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国家。台湾立法院在2016年就同性婚姻进行辩论时，性少数群体要求婚姻完全平权。2017年5月，台湾宪法法院做出了第748号解释决定，宣告「未使同性二人成立永久结合关系，与宪法第22条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条保障人民平等权之意旨有违」，有关机关应在释法后二年内修法或重新制法。
保守派也开始了反对同性婚姻平等的动员。2018年11月24日，台湾举行了关于男女同性恋者权利的公投，议题包括将民法中婚姻定义限制为一夫一妻，制定保护同性伴侣权利的特别法律，以及禁止在初中和小学进行同性教育，这三个公投议题达到了法定要求，随后制订的同婚专法中缩减了同性恋者在民法中的公民权。
3. 社会与权力：性少数权利的议题和连结
台湾民主制度保障了有关婚姻平等的社会动员和公开辩论，多数人是否可以决定性少数者的权利，争取权利和设置权利界限的拉锯战使社会对自由、宽容和民主的关系以及意涵认识加深，探求如何深化民主和更全面地保护所有人的权利。
对比之下，中共为防止性别少数权利成为热点问题，操控舆论以防止社会了解台湾如何争取性少数权利，其方式是利用权力话语的「国家（党国）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规范家庭教育」和推崇「阳刚之气」，固化了男/女二元划分标准。同时，中共也利用恐同人士的舆论，以「大一统」的沙文民族主义话语，宣称「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声称性少数权利是「不道德和自我毁灭」、「西化」、「独立」、「试图危害中国和中国人」。
专制更容易动员对性少数者的偏见、厌恶甚至仇视，恐同话语与中共制度专制意识形态的结合，形成了对性少数权利更严厉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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