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以来，中共以新冠疫情为名对上海以及近50个地级市实施了全面或部分封控，受此影响的人数超过3.5亿人。由于最基本的民生无从保障，死于封控的人数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上海已经从「魔都」变成人间地狱，惨剧环生。令很多人费解的是，如果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冠病例都属于轻症或无症状，那么官方的强制封控措施完全不成比例，到底这些措施的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的政治目的呢？
1. 《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
中共从武汉封城开始一直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拒绝全面公布新冠病毒的真实起源，限制对疫情的独立调查，将控制疫情的临时措施转化为控制社会的制度。去年底，人大公布的《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草案）》（《管理法》）揭示了中共更严厉控制社会的意图。《管理法》修改了2007年制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应对法》），主要策略是将应突发事件转化为管理突发事件，升级了控制社会的机制和措施。
《管理法》对突发事件的定义延续了《应对法》的说法，所指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将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并列，是为了免除了调查和追责制度问题和最高领导人的责任。中共统治70多年中所发生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和社会灾难都是一党独裁和剥夺公民权利的制度所造成的，当局常用狡辩的说辞是将这些人祸归咎于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
中共使用管理突发事件的法律，予以至上而下国家、省级、地级权力机构制订了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建立了配套的管理体制,，更加严密常规化实施对社会控制和更随意剥夺公民权利。例如，《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将其他法律（《宪法》、《刑法》、《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中控制社会和剥夺公民权利的内容，转化为预防和镇压大规模抗议的措施。
2. 极权数字化下的强制控制和掠夺
中共使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构了数字化党国意识形态和机制，强化了灌输专制的正当性，试图更全面驯化惟命是从的社会和臣民。党国数字化大规模收集地理位置数据，使用信息平台汇编了个人和医疗信息，每天通过个人智能手机更新健康代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和社会信用黑名单等，掌控个人社会网络和流动。这种大数据控制不只帮助当局预测病例的传播，而且以假想模式演习应对不同危机，动员民众。
疫情以来，中共内部操控的数据包括感染人数、测试总数、每周测试数、重症监护病房数以及死亡人数，以「动态清零」的名义试验不同控制社会措施的有效程度。同时，中共也通过多种监控技术和信息灌输组合，控制产品生产和物流实施掠夺。例如，当局夸大连花清瘟胶囊对抗新冠病毒的作用，制造市场需求，从民间搜刮钱财。这次上海封城期间，中共从其他地区以「捐赠」为名调拨了大量物质。不过上海许多居民仍在忍受饥饿。由于缺乏对分配的独立监督，这些「捐赠」物质可能与以往一样，被贪污或大肆挥霍。
3. 方舱医院、临时隔离场所和小区式监狱
中共管理突发事件的主要方式是借助维稳的网格化以及大数据收集和预测，严格限制独立信息传播，建立预先隔离机制和各种监禁场所。疫情期间，当局主要发展了两种管控社会的方式，省级主要城市建立集中隔离区包括方舱医院和临时隔离场所，将阳性、或当局怀疑阳性的人移入；在城市内设置隔离区或封控整个城市。
4月中旬，西藏自治区在连续804天无新增确诊或疑似病例的情况下，当局仍在拉萨和日喀则建立了大型方舱医院，更凸显了以疫情为由的社会控制。同月下旬以来，在河北农村地区，中共基层组织开始发放少量「春耕证」，农民只有持有这种证件，在测体温、消毒，登记信息后，才可以离开家做农活，回村后交回证件。任何不被当局批准的外出，都被惩罚。集中监禁被当局标定的同类人以及将群体或社区分化和分割成原子化个人，这是中共70多年统治的常规控制手段。
4.制造人道灾难，演习处理突发事件
中共将封控作为分而治之的手段，使被封控区域的居民更难组织大规模持续反抗；同时，对未被封控居民产生恐吓和规训效应，以严格遵守当局指令和自我约束，换取当局不要封控。在这种严密的监视网络和压制体制中，对一切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力量和个体进行消解、驱散和镇压。
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初期，中共管控舆论，粉饰太平，羁押吹哨人和公民记者，然后将制造的人祸描绘为突发事件。现在当局在上海等地正在继续制造人道灾难，目的是演习应对突发事件控制社会的机制，强化中共权力，使握有权力的官员借机重新分配资源和寻租，将控制疫情为名的临时控制措施固化为党国极权制度的一部分，以更全面的军管措施控制社会，更任意剥夺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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