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与反抗中重访被屏蔽的历史：评舞台剧电影《5月35日》

 在记忆与反抗中重访被屏蔽的历史：评舞台剧电影《5月35日》

邵江

六四屠杀以来，有关八九民运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一直被官方屏蔽。《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这类作品在香港也被封杀。《5月35日》是香港「六四舞台」剧团为纪念六四30周年创作的舞台剧，粤语演出，附中英文字幕，编剧是剧作家莊梅岩。2020年初，香港当局以疫情为由取消了这个舞台剧在香港剧场的多场演出，随后《5月35日》庚子舞台版拍成了电影。从舞台剧到电影不仅是艺术形式的扩展，也反映了《港版国安法》使原有公共领域萎缩的民间抵抗方法。今年是六四33周年，舞台剧电影《5月35日》在几个民主国家中多个城市公共剧场放映和讨论，在新的公共空间中重现了八九六四的公共记忆。

 

《5月35日》重现的八九六四记忆空间

 

《5月35日》剧情描述了六四死难者家人的故事。剧中主要人物阿大、小林夫妇唯一的儿子哲哲（或捷捷，这个舞台剧其他版本的名字，以此拍成的电影也有不同版本。本文评论的这个电影版本包括了哲哲生前资料《河殇》）。哲哲在军队天安门清场过程中被杀害。哲哲被害前是高中学生，练习大提琴。

 

《5月35日》以倒叙和顺叙混合。第一幕是六四后近30年，住在北京的阿大和小林都年过八旬，小林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诊断存活时间只有数月。阿大想陪小林去旅游探亲访友，小林想实现一直未实施的行动，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哲哲。

 

阿大的弟弟阿平是政府官员，为了阿平的前程，阿大在失去儿子的30年间，对外谎称哲哲死于交通事故，限制小林在公开场合谈及儿子被害的真相，更反对追责政府责任，以求夫妻两人安度余生。对阿平腐败向上爬，压制真相，小林非常愤慨，拒绝阿平进入她的家门。

 

小林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生命以日倒计时，但仍想去天安门广场点蜡烛追悼儿子，终于说服了阿大。阿大开始设计在六三午夜后两人潜入天安门广场的方法。同时，他们在网上发帖，希望找到一位合适的年轻学生，赠送哲哲的遗物包括大提琴和《河殇》剧本，条件是这位年轻人需要来小林和阿大家中，听小林讲述15分钟。

 

一位年轻学生按照约定来到小林和阿大家中。在发现阿大标识的天安门换岗时间地图后，这个年轻人误以为阿大计划在天安门抢劫，讹诈阿大事成后分给他部分赃款。小林试图让这位年轻人了解自己记忆的八九六四历史以及哲哲为之牺牲生命的理想。这位年轻人听说哲哲的经历后，重复了当局对六四死难者的定性，威胁要报告公安局，阿大一怒之下将这个年轻人绑在椅子上，用毛巾塞住了他的嘴。

 

这个剧中还有另一次捆绑。哲哲在六三晚上留下一封信，翻窗离开家，上街阻挡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随后几天不知下落。阿大到北京街道和医院找寻，终于发现哲哲遗体。担心小林看到哲哲遗体承受不了，阿大拍摄了哲哲几张遗像照片给小林看。小林听说儿子遇难后坚持要向当局讨说法。于是阿大绑了小林，并将小林口中放入毛巾。

 

六四30周年将近，监控阿大和小林的「国保」上门要带走阿大去「外地旅游」，阿大要求在无外人时与小林诀别，告诉小林要想象他到达广场，借机从后门逃走，希望实现小林的心愿。小林听到外面警笛声响成一片。

 

剧情最后，一道光从上方打下，小林与哲哲相见。舞台上出现「记忆与反抗」的条幅，与哲哲同龄象征天安门屠杀死难者的数十名白衣者出现，看似被憋不能以语言表达，愤怒只能以怒吼和动作表达，也像邀请观众行动。

 

八九民运与香港民主运动

 

《5月35日》的创作正值香港争取普选的雨伞运动，开始上演恰值香港2019年民主运动的开始。《5月35日》应该深入回顾被的中共扭曲和掩盖的民主运动历史，尤其是在香港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这个舞台剧的试验更应该重访被屏蔽的反抗历史以及了解这些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对反映八九六四题材的艺术作品而言，应该表现历史时代的脉络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和人。

 

《5月35日》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历史脉络反映很少。这种时代特征也包括作为反抗者对以往历史的反思以及现实的思考，这些基本问题可惜在这个舞台剧中都没有提及。1989年一些有远见参与者的文章中对这些问题有所梳理。在中共统治的前四十年，中国绝大部分人口沦为了赤贫，数千万人死于中共的人造灾难，反右，饥荒、文革，上亿人被迫害。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党国专制，改变需要民间自己努力寻找出路。六四镇压后三十多年导致这些问题的制度更加专制和庞大，人民被更进一步奴役。此外，中共占据联合国后不久已有迹象将香港纳入党国体制的企图。为什么香港绝多数人在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时未要求普选？这种盲点的原因何在？类似的盲点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可惜这些问题在《5月35日》舞台剧电影都未涉及。如果在未来修改的舞台剧中加入这些内容，将会更有启发性。

 

政治与情感

 

八九六四题材的作品如何重新认识历史和运动，并对不同代际有新的启迪，包括学习反抗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对创作者重访这段历史的最大挑战。《5月35日》中阿大捆绑小林的剧情设计缺乏可信性。六四死难者的父母长期遭受压制，无助和心里创伤不难想象，但是死难者主要亲人（他们也是八九六四的见证人）之间以这种家暴方式表现，仅是追求剧情的连贯性和表面的戏剧性。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高压下的三十多年中一直坚持找寻和记录六四死难者，向社会传播，并要求政府公布六四屠杀的全部真相，丁子霖和蒋培坤在2010年6月3日夜祭六四屠杀中在木樨地遇难的儿子蒋捷连。在六四三十年后的《5月35日》中阿大和小林的人物塑造和相关剧情，并未超越现实中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记忆和反抗，也没有开启认识问题新的角度或抗争战略。

 

哲哲的遗物唯一文字资料是《河殇》。如果《河殇》是时代精神的重要象征，那么六四三十年后应该追问为什么《河殇》何以成为这种代表作品。1988年，中共的检查制度下民主讨论仍是禁区，通过官方渠道传播主要还是经过检查的作品，而作者的自我检查方式是将敏感的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将东西文化简化为二元对立，以减化的东方文化和农业文明的落后，承托缩减版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毛死以后，知识人士对学生和一般民众的观念和情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借助文学或「文化热」快速调动对政治问题的热情。《河殇》正是这种调动大众情感的范本，但是当时最缺乏的是为民主运动参与者提供政治行动的指导或相关有启发性的艺术作品。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六四镇压后，自民主墙以来积累十年的反抗精神为何快速退潮。在专制主导下对政治敏感问题的沉默换取个人安全生存的策略变为流行现象。少数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也如《5月35日》的阿平，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中，将中共六四镇压后的维稳机制变成商机和向上爬的阶梯，在中美欧港台等地跻身于中共官僚控制的全球商业集团网络中，帮助中共维稳和扩张，牟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对比之下，普通人的失望和无助，抵抗者的韧性、有创造力的长期抵抗，都需要有洞见艺术作品的启发。

 

如果反抗的记忆是专制下被压迫人民自觉反抗的重要资源。那么今天如何重访历史，如何反思复杂的历史事件，学习各地反抗的经验和教训，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创造和转化，如何联合被压迫人民共同抵抗？这是当下与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艺术品最需要深耕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