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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31 December 2022

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33周年

今年3月以來,中共以「动态清零」为名,实施任意剥夺基本生存权利的封控措施。被控封的城市如上海居民敲击锅碗瓢盆的抗议,音乐家合奏《你可听到人民在唱歌》,唱出或放出的《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奴隶们起来」在封控的城区中回响。5月中下旬,北大学生区实施控封,北大学生深夜聚集抗议拆墙,要求[同住同权]和「行动自由」。这类抗议与1949年以后的民间抗议有何异同?抗议如何转化为争取民主和人权的运动?

 

1. 个人反抗和集会快闪

 

近三年疫情期间,民间一些个人反抗的表达,与过去民间个体独立、有批评意识的反抗类似。封控的白卫兵威胁不配合当局封控的年轻人,「要影响三代」。这位青年平静回答:「谢谢,我们是最后一代」。警察训诫一位上海女士转发微信批评政府的防疫措施,「你转发之前核实了吗?」这位女性反问:「你核实了动态清零有科学根据吗?你们警察没有脑子,你们一直用监狱来恐吓市民,让我进去好了。」 还有人质疑:「我们是公民吗?我们有半张选票吗?你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可以封门、封楼,使用铁网囚禁居民,我们不如国外的猫狗有权利。」

 

中共建政以来严格限制独立的民间组织。六四屠杀后,中共通过立法直接剥夺了民间独立的游行示威权利,定期清除民间独立交往的平台、准组织和地下组织。新冠疫情期间,中共当局借此制订更严厉控制社会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增加社会恐惧,预防共同反抗。民间抗争最初都是个人抵抗。例如,向封控居民送食物和揭露当局暴政的信息,市民在政府楼前焚烧的纸钱悼念在封控下的死难者,驾驶动力翼伞飞跃封控区。这些行动将鼓励更多的人克服恐惧,实践个人不服从。

 

中共70多年的严密社会控制和监视发动自发游行一直非常困难,游行往往不能预先组织,只能以突发信号动员集体上街。这次上海市民小区聚集抗议、北大学生聚集推墙与1980年中后期学生自我动员的方式类似。先是几个学生/市民在宿舍楼和学校/小区中心地点敲击,呼喊下来游行或散步,在有几十人到上百人聚集后,然后在各个宿舍楼中游行中呼喊更多人参与,然后走出校园/小区,游行到临近学校/小区动员。

 

近十年已经更少见到前往中心广场、人大、党政机关所在地的游行或静坐,这与以往的抗议不同。更大的不同是,近年来的抗议很少像1957年高校学生民主运动、1978-81年民主墙、1985-88年学生运动和1989年民主运动中提出的抗议纲领。这四次运动不仅明确提出反对政府的压制措施,而且有争取民主和人权的目标,包括公民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和代表,公布领导人及相关权钱交易人的财产,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取消对和平集会的限制。

 

2. 抗议如何转化为运动

 

快闪集会是冲破极权严密控制游行自由的重要方式,但是不会自动形成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运动的形成需要同阶层的自我组织,并团结其他被压迫阶层、族群和世代,将反应性的抗议转为运动纲领。这种纲领来源于民间反抗专制的灌输和塑造,反思自己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培养独立和自主意识,在独立交往平台上辩驳和传播,这样才可能从反应性抗议即对官方具体措施的反抗,转化为运动。有远见的抗议目标和运动纲领源于借鉴和反思以往的抗争历史。

 

2003年后,许多维权活动都是个体或单个议题在同阶层的社会动员,而这次疫情中的抗议更多都是被动型抗争。这种抗议方式往往以非政治化和技术化作为策略,即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这种去政治化和技术化的策略在极少数情况使个案有「进展」,但这种「进展」是由官方主导。这种「进展」没有导致任何压制制度的改变。夸大这种「进展」是缺乏了解党国制度的弹性。在所谓「进展」之后,中共往往实施更严厉的防范和镇压措施。这种去政治化和技术化是对思维的禁锢,也使民间丧失自主和自我组织的能力,导致社会抗争的散沙化。

 

虽然大量的抗议可以消耗政权镇压,但是这些抗议并不能自动生成改变体制的持久社会运动,民间抵抗运动是全面抗争,需要民间全面积累的民间自主思想、探究不同抗争的方法和聚集动力,使民间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独立于中共专制统治集团的控制。

 

民间建立主体性的范例是《零八宪章》和新公民运动等。但是这些运动主要成员如刘晓波在监狱中死亡,秦永敏、胡石根、许志永、丁家喜和吴淦等仍在坐牢被迫害。这是中共一贯的镇压手段。同时,中共垄断和操控公共空间和媒体,屏蔽民主运动的历史,使新一代抗争者缺乏对上一代抗争经验和教训的了解。

 

3.独立自主的民间社区和社群

 

民间反抗迫切需要建立跨阶层、性别和族裔个体反抗者的交往平台,共同抗争。反抗者个人之间需要思想交锋,建立交往平台,使更多人加入讨论。这是运动思想的重要来源。

 

中国民间以往大规模运动或革命,都有民刊和物理空间,如有异议政治和文化集会的空间和大字报聚居区。现在线上交流容易,但是更需要重新发现有效的物理交往空间。组织抗议的概念更需要更新,不是为组织存在而生存,而是变为面向目标的组织活动,这也是1989年民主运动和香港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的重要经验。组织不是单向、固定的,而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多向、灵活、有型或无形的串联。在一个抗议活动完成后,曾经的网络化为无形,继续深耕,建立民间自主社区,准备更大规模的运动和革命,最终结束中共和可能的专制变种,开始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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