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共公布了五天前在19大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次决议》或决议）。这份决议罗列了中共百年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提出的。文中提到：「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掌握中共话语体系的关键所在。辨析本次决议中列举的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利于认清中共的本质及其统治下人民的真正处境，洞察中共对未来的企图。
《第三次决议》包括序言和七个章节，第一到第四章将中共百年划为四个时期（1921-49，1949-1976，1978-2011，2012-21），分别作出定性描述。第五、六章分别总结中共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第七章提出中共的下一个百年目标。
1921-49年夺权时期
决议的第一章描述从1921至1949年的28年，称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另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共成立后，一直接受苏联援助，支持苏联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发动「武装保护苏联」，维持苏联在中东路（（东省铁铁）的特权。「反帝」和「反封建」是中共歪曲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人文启蒙、科学训练培养独立思考，摆脱愚昧，结束各种形式的专制并实现民主。中共在1927年后以武装割据形成了专制政权的雏形。决议声称在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中共并不处理这个主要矛盾，而是消极抗日借此扩大势力。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已经结束了除与苏联以外的主要不平等条约，在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中共在苏联援助下发动内战，军事占领大陆，侵入了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族的家园，建立了极权帝国。
1949-1976年全面建立极权体制
决议的第二章称在1956年后「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陈述掩盖了在1949年以后形成的新阶级关系，中共官僚阶层已经完成了以「公有制」为名的大规模掠夺，垄断了资本和资源，成为了新的统治和剥削阶级；以扩大的社会分层分而治之，使人民沦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建立垄断和强制的愚民教育体制，使人民更加困难联合反抗暴政。「反右」运动不是「扩大化」问题，而是中共迫害反抗专制争取表达自由和民主的知识人士。中共和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进一步榨取人民的劳动成果，文革是中共党内权力恶斗并建立对毛个人独裁的过程。决议将毛时代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洗白为「错误」，避免人民质疑中共权力的合法性。
1978-2011年极权的对外寻租和扩张
决议的第三章称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转移人民对毛时代普遍贫穷的不满。落后的社会生产恰恰是中共压制人创造能力的后果。这个阶段间歇性放松经济控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中共窃取的权力，中共太子党和官僚利用寻租地位与其裙带者和利益集团可以先富起来。毛和邓主要在经济方面的不同是极权帝国的一体两面，「放管结合」都服务于维护和扩张中共党国体制和组织化。因此第三次决议并不是许多媒体所报道的「捧毛抑邓」。
1989年民主运动是多个社会阶层和民族共同反抗中共专制，争取民主和人权的自我解放运动，全面揭示了中共统治以来的主要矛盾和人民的根本任务。这可以解释为何第三次决议继续维护邓小平六四屠杀的结论。此外，这次决议过滤了邓、江、胡时期的大量人祸的民间记录：强制计划生育导致大量死亡，血浆经济导致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压制结社自由包括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强征强拆导致少数民族和社会底层长期贫困，隐瞒非典疫情（SARS）导致在二十多个国家传播，豆腐渣校舍在川震中使数千儿童死亡，对藏人和维吾尔人和平示威的镇压，层出不穷的食品和疫苗丑闻致死致残，发展模式导致许多地区的环境灾难。这些灾难都没有独立机制问责，中共专制是其根源。
2012-21年极权天下时期
如果说《第三次决议》对前三个时期「主要矛盾「的界定是沿袭前两个决议对各自以往历史的盖棺定论，那么决议的第四章宣称当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则是习近平时代的新话语。但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恰恰是由于专制体制下的发展模式造成的。城乡差距、城市分级、贫富悬殊、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失衡、汉族地区与其他民族之间日益增加的等级鸿沟等等，其背后的原因不是「不平衡「，而是不平等。由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等才会被剥夺。
决议宣扬「江山就是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这恰恰暴露了中共执政以来从未经过人民普选的授权。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公民运动、女权运动、香港民主和自决运动、藏人、维吾尔人争取自决权利的镇压；对蒙古人争取使用母语的压制：惩罚新冠疫情的吹哨医生和公民记者，疫情向全球扩散使五百多万人死亡，这些都暴露了什么是当下中共统治下的主要矛盾，也就是中共专制与人民的「分割「与「对立」，而造成这种「分割」与「对立」的正是中共本身。
《第三次决议》以空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使民主虚幻，多次重复「坚持党的领导」、中共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强迫人民接受中共的非法领导。决议中的「集中」就是集权和极权，「幸福」就是人祸，「伟大复兴」 就是专制升级和扩张。决议虚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和「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是强制实施全面汉化殖民政策的说辞。
极权的现在：控制过去掌握未来
中共建党百年内一共制订了三份历史决议。第一次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定于1945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决议的制定为毛泽东建立法统和正统地位，为不久的内战和夺取政权制造正当性。第二次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定于1981年，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已经清洗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夺取了最高权力，决议为继续邓小平掌权提供了合法性。《第三次决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习近平终身执政制造正当性。
第三次决议第四到至七章以党国发展模式编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广其发展模式，挟环境问题以令天下，以「共同发展和繁荣」 网罗中共的全球利益集团，以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包装极权意识形态。在这次决议中的 「完全统一」是未来企图占领台湾的修辞，以党国「利益至上」 、「强国强军」的「三步走」战略揭示了中共企图将整个世界纳入极权天下。
决议多次提及中共和人民的关系，从中可以观察中共最担心的是人民的觉醒。百年以来一直不变的主要矛盾是中共专制和极权升级与人民争取民主和自决以及争取人的生存和尊严之间的矛盾，大一统的党天下与各族群人民的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矛盾，父权特权与女权平权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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