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习近平60多次重复中共前任领导人的「共同富裕」。在中共一党专制下，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大众如何可能与垄断权力的中共、威福由己的太子党以及裙带利益集团实现「共同富裕」？为什么中共从武装夺权时期有变化的经济口号过渡到建政后五代领导人一直不停使用「共同富裕」？
「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口号下的武装夺权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使用「均富」口号，以获取人心并进行社会动员，这类起义依靠武力建立的政权延续了以往的专制和特权制度。1927年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主要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均富」转化为以暴力「打土豪」和「分田地」实施的农业分配，建立了割据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在抗战开始后，中共将「均富」调整为「减租减息」以获取贫困农民和开明乡绅的支持，有效动员了青年农民加入中共军队。1946-49年，中共在新占领区没收了地主土地并重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争取多数农民支持中共全面夺取政权。中共也在政治议题上利用媒体获取年纪知识人和城市中下层的支持，大量刊载文章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造成的遍地灾难，承诺中共全面获取政权后不搞一党专制并保障还政于民，以普选的民主制度保障公民平等和自由权利。
以「共同富裕」和「铲除私有」为名建立的官有特权制度和社会等级
1949年至1952年，中共建政初始为巩固政权继续执行自上而下的土地再分配政策。1955年后，中共以「消除私有」和「共同富裕」之名将农民分到的土地收回到党国垄断的所谓「公有制」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体制中，彻底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以同样的口号消灭城市工商业私有财产，将所有生产资料和财富都垄断在中共手中。但是中共对内宣传中很少提及民主的内容，包括公正普选、还政于民、建立公民自下而上制约权力的机制。
中共党国制度也建构了更严格的金字塔式社会等级制度。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并取消高级官吏的一切特权」。但中共设置的等级远多于1949年前民国时代的社会等级，等级之间的差距也增大，其中干部系列设立30多个等级，比工人工资高出数倍到十几倍。而比农民收入更搞出数十倍到百倍。此外，中共独占权力为各级领导人及家人建立的特供制度更是远远超出被统治者，自称的「公仆」们享用奢侈福利、商品和服务。这种官有特权制度占用了大量医疗、土地及其他非货币资源。
1978年后「共同富裕」虚饰下中共权贵阶层和裙带集团的掠夺和扩大的贫富差距
1978年后，中共以「共同富裕」宣传掩盖专制导致人民的普遍贫穷也是造成这种贫穷的根源问题。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声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者成为「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太子党和裙带群体借此以权钱交易包括「官倒」变成了暴富者。六四镇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了向社会灌输不挑战中共专制的麻醉药。邓小平之后中共内部权力私授的继任者继续以「共同富裕」作为修辞，转移民间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太子党继续寻租并与其他国家官商勾结。中共为「共同富裕」增加了新的修辞：「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人类共同体」。在这些修辞下，官二、三、四代借助权力成为新兴产业的垄断巨头，习近平姐夫以及其他中共高官家人掠夺的巨额离岸财富，以及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建立了全球权钱交易共同体，这是中国社会等级继续扩大、贫困比例一直高居不下并带动世界不平等指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共党国体制使社会分层已经固化并开始世袭。个人的社会阶层是由父母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例如，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仍是农民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产生太子党，由太子党到官二、三、四代，全面掌控党政军和产学媒。习近平不断重复「共同富裕」，目的不外是掩饰中共专制以及打造个人崇拜和独裁。
只有「民治」和「平权」才可能实现「民有和民享」
正如中共宣称的「公有制」实质是「官有制」，「共同富裕」也如此，仅是中共利益集团掠夺社会和内部分赃（当然权力斗争伴随着分赃不均）的遮羞布。「共同富裕」不过是灌服被统治者的迷幻药，这种迷幻药与党国体制下社会分层所制造的迷宫使被统治者忘记被奴役，忘却如何被灌服和被抛入。「共同富裕」回避了中共权力来源以及维系权力都源于暴力，而权力垄断和暴力正是造成中国普遍贫穷和贫富悬殊的主因。与虚饰「共同富裕」的对立词语是所有人「民治」的权利和平权。许志永和丁家喜十年来推动非暴力不合作公民运动并主张：「美好中国源于民有、民治、民享和公民的平等参与，执政者的权力不是来自武力占领，而是人民的选票，官员财产（应该）公示」。当局再次监禁并以「颠覆国家政权」起诉许志永和丁家喜，只能表明中共的「共同富裕」不过是专制的道貌岸然。
只有结束专制，取消特权和社会等级，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权力来源于「民治」，才能实现所有人的民有和民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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