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降低病死率是抗疫的关键

在监测全球新冠病毒的发展情况时，大家关注的通常只是各国病例总数以及死亡总数，却忽略了死亡数占病例数的比例，也就是病死率。其实，病死率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疫情严重程度的关键指标，同时也最能暴露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内在弊端。

病死率因时因地而异。新冠病毒在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的病死率，而一个国家的病死率也可能因政策的调整而升高或降低。要想降低病死率，就应该减小分子，即死亡人数，同时增大分母，即检测出的病例数。增大病例数不是说要增加感染人数，恰恰相反，大规模检测能够及时发现感染病毒的人，包括那些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这样才能及时救治或隔离。及时救治能够降低死亡人数，而及时隔离就能够降低人口中感染病毒的比例，让尽可能多的人保持健康，直到研制出疫苗。这也是公共卫生专家强调大规模检测的重要原因。

目前，病死率低的国家疫情控制的都比较好。3月19日，韩国（1.06%）和德国（0.30%）病死率低，这是因为两个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检测：韩国平均每天检测15000疑似病例，德国每天检测接近23000例。有效的检测也起到保护医护人员、减轻医疗设施压力的作用，从而也可以降低或避免因医疗系统崩溃而导致的死亡，无论是新冠病毒患者的死亡还是其他病患的死亡。

台湾的疫情控制的也比较好，3月19日，病死率为0.93%。其原因是吸取了Sars防疫的经验，主动获取新冠病毒的信息，不受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和误导疫情的影响，加强本国的公共医疗系统。自2004年以来，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和欧盟成员国已经减少了每千人医院病床数量，而台湾每千人医院病床数量保持增长，全民健保在医疗质量、平等和效率上一直改善，成为世界上这些领域表现最好的国家。台湾这次防疫检测、隔离和救治及时，清空数万张隔离病床，及时对已经感染的人救治。

病死率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弊端在笔者所居的英国得到体现。截至3月19日，英国已经测出2689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位居世界第十，累计死亡人数128人，位居世界第七。然而，英国的病死率已经达到4.76%，超过了全球平均值4.10%，与欧盟各国相比，只低于意大利8.34%的病死率。为什么英国会从1月31日只有两例新冠病人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呢？

首先，英国政府几乎没有对疫情爆发做任何准备。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武汉医生已经警告这种病毒高度传播并危及生命，世界卫生组织也向各国通报武汉疫情。武汉封城已经近2个月，意大利疫情蔓延也有20天，英国医护人员现在仍然普遍缺乏防护设备，缺乏对高危人群的监测跟踪检测。3月中旬英国卫生管理部门竟然告诉正在处理救护新冠病人的医生像季节性流感一样对待它，甚至停止检测高危人群。

另外，英国保守党政府在控疫初期奉行“牧群免疫”（herd  immunity）方案，号称在全人口的60-70%感染后民众就会获得免疫力，尽管这将导致人口的1%，即大约50万人死亡。这种适者生存的做法引起广泛批评。面对社会压力，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抗疫方案，承诺要将每日检测病例提升到25000例。英国政府抗疫政策的失误源于四十年来对公共医疗经费的削减。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民医疗服务逐渐受到私有化的侵蚀。英格兰每千人医院床位从1980年的8张降低到目前的2.5张（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苏格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监测病死率还揭示出目前新冠疫情观察家普遍忽视的一个隐患，新冠病毒在叙利亚内外的难民营、在贫穷和医疗设施匮乏的地区如在非洲国家的蔓延。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牧群免疫”将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社会疏离的措施在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也会遇到挑战。

中共隐瞒疫情造成新冠病毒在全球大爆发，引发世界公共健康危机和大量生命损失。无论是从人文伦理的角度，还是本着科学的精神，降低病死率都应该是各国抗疫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如果民主与专制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那么民主国家必须将保障全民的公共健康放在首位，珍惜每一个生命，保护弱者，支援世界各地流离失所和贫困的底层人民。只有保护了最柔弱的生命，才能保护所有人的生命。

2020-3-19

新冠疫情中不可克减的权利

最近，社交媒体上盛传1920年大文豪费兹杰罗在“西班牙流感”期间写于法国南部的一封私信。信中提到“街上空无一人”，所有人“退居家中隔离”，政府让大家“囤好一个月的必用品”；甚至酒吧也都关了，“我告诉了海明威，他却给了我肚子一拳，我问他洗过手没有”。虽然这是幽默网站McSweeney’s刊登的戏仿之作，而海明威也要等到1925年才会见到费兹杰罗，不过信中描写的隔离、囤粮、对洗手的下意识，都令今天因新冠病毒宅在家中的读者莞尔。

1918年2月，在一战结束九个月之前，H1N1病毒疫情爆发，继而迅速在全球蔓延，持续两年之久，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当时没有特效药，抗疫的办法只是非医药措施，例如颁布隔离令，限制公共场所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和消毒等等。百年之后的今天，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在疫苗研制出来之前，一夜之间今人也似乎回到世界大战后萧条无助的状态之中。人类经历了百年历史演变，面对瘟疫究竟有什么进步呢？笔者以为，对黎民百姓来说，百年来形成的人权理念与机制，尤其是紧急状态下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和“有效补救措施”可以成为瘟疫期间守护自己权利、监督政府措施的一种保护工具。

防止传染病是人权的一部分，而疫情危机也会引发人道危机。基于一战与H1N1疫情所造成的苦难，1921年国联设立了国际卫生部，为各国提供防范传染病的方法。二战后建立的世界卫生组织聘请公共卫生专家研究传染病，通报并协调传染病预防，将科学卫生检疫标准引入世界各地。国际社会将公共卫生融入人权保护，通过建构国际人权公约，约束各国必须遵守的普遍人权标准。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由此要求各国政府必须采取及时预防、治疗和控制流行病，在任何情况包括紧急状态下，都不得减少其国家义务并遵循补救措施。“健康权与实现国际人权宪章中所载的其他人权密切相关，又相互依赖，包括获得食物、住房、工作、教育和人的尊严的权利，以及生命权、不受歧视的权利、平等、禁止使用酷刑、隐私权、获得信息的权利，结社、集会和行动自由。所有这些权利和其他权利和自由都与健康权密不可分”。最近，联合国60多位人权专家再次强调，疫情危机仅靠公共卫生和应急措施不能得到解决，所有其他人权必须同时得到兼顾。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通过了《锡拉库扎原则》（Siracusa Principles），对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下中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限制和可克减条款作出了严格限定，同时规定应该遵循的原则，并提出补救措施。《锡拉库扎原则》第25条：国家“可援引公共卫生限制某些人权的措施，以处理对人民健康的严重威胁，这些措施必须以防止疾病或伤害，或为伤病者提供护理为具体目标。”如果涉及限制措施，必须有法律依据，满足合法目的，绝对必要，使用最少强制性或限制性的措施，其措施必须是非任意的或非歧视的。根据这个原则，执行紧急状态的措施必须透明，并且需要接受独立审查。当使用限制措施时，必须采用最小限制性的替代方法。一些基本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克减，包括：保障生命权；禁止酷刑、禁止使为奴隶或充作奴工；在法律面前人格受到承认的权利，享有不受任意羁押的权利，被羁押者有与家人、朋友和律师及时通信的权利，被指控时有选择律师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享有思想、良心、宗教、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实施相关措施时，《锡拉库扎原则》第18条要求：“法律应规定充分的保障和有效的补救措施，以反对非法和肆意实行对人权的限制”。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一些民主国家如英国国会制定新冠法案，规定了在限制措施下政府的义务，并对政府权力作出限制，同时保障基本人权。这些国家实施的紧急状态，其措施是以防止病毒蔓延、保护公众健康为目的，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持健康的食品，隔离了易受病毒伤害的高危人群；同时也为失业人士和弱势群体提供补偿，为没有自我隔离空间的人士提供免费隔离场所。但是由于许多民主国家长期削减公共卫生经费，使医疗设施减少、服务下降，病毒蔓延时未及时为医护人员提供保护设施，也缺乏为公众持续提供防疫的基本必需品。

中共压制新冠病毒吹哨人，误导和隐瞒疫情，数次失掉防止疫情扩大的时机。在武汉封城中，当局没有保护易受病毒伤害的高危人群，造成大量死亡，未对因紧急状态而无法上班的人士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存补偿，已经违反中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时违反了国际有效补救的规定。中国政府肆意使用强制性措施、压制基本人权，关押独立调查疫情、问责当局的公民，完全违反了不可克减人权的普遍基本规范。更有挑战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共当局试图继续以压制人权的中国模式代替国际不可克减权利的标准。

2020-03-29

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新疆集中营

2017年以来，中共在新疆把愈百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进了集中营。拥挤的牢房中，被羁押者不能同时躺下睡觉，只能轮流休息；数星期不见天日，几个月不许洗澡；每天只有在服用不明药物时才有水喝；每天每人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馒头，牢房中不时有人晕倒，被拖出去，不知生死。

中共称这种集中营为“教培寄宿学校”，每天的课程是唱红歌，参加升旗仪式，高喊口号，感谢习近平，祝其长寿，用汉语学习中共“解放”和“成就”新疆的课程。“学员”违反了“学校”的规定，不能通过测试，被罚禁食、坐老虎凳、不准睡觉、甚至被殴打并被吊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有的直接被判处长期徒刑，转入另一种监狱。经过一段这种“教育”，许多囚徒被迫长时间劳动。

有幸从这种羁押 “学校”中“毕业”，回到家后，他们将不得不与亲人一起接待中共定期走访的干部，接受猪肉和酒。在斋月期间，维吾尔人必须在家制接待干部，同吃同住，近距离接受监控。如有不从，再次被送入集中营。

中共将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入集中营是70年来掠夺和殖民新疆的轨迹。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数千年来一直是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的家乡，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富，面积占中共控制地域的六分之一。中共在新疆建立了核试验基地和高污染产业，导致了数百万人患病，数十万人死亡。从1950年初，解放军改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人数超过新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是集军、政、企三位一体的殖民组织。兵团占据整个地区的要塞，抢夺自然资源，监视和镇压非汉族族群。七五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帮助大量汉人在维吾尔人聚集的南疆永久定居。1949年，维吾尔人占新疆总人口的75%，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已经变成了少数民族，备受歧视。

中共把对新疆的占领、殖民和掠夺描述为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九一一恐怖袭击后，中共在国际上使用全球反恐话语，以获取压制维吾尔人权的正当性。美国政府也视中共为反恐盟友，同意将中国当局所称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列为恐怖组织。被标示的这个组织的境外人士自称他们制造了在中国内地和新疆的系列恐怖袭击，但是没有独立可检验的证据证明这些恐怖袭击与他们有关联，这些境外人士从来不能代表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权利的维吾尔人，他们在维吾尔人中也缺乏影响。中共利用这些境外人士的自我宣传作为压制境内维吾尔人权的借口。

中共将新疆作为“一带一路”与中东和欧洲贸易的中枢，纳入了全球物流和供应链，以反恐话语、去极端化，加快强制突厥民族汉化。中共把维吾尔和哈萨克民族文化视为对其帝国发展和扩张的主要障碍，强迫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汉人通婚，稀释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化和人口，禁止使用甚至烧毁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书籍，强迫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习俗，拥护中共，忠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将认为不忠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入集中营，其中包括与境外有联系或访问过其他国家、年龄在15-50岁的人。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的孩子被送入孤儿院，集中接受汉化教育。

自从武汉封城后，官方严控新疆集中营新冠病毒消息，疫情期间与维吾尔人有关的民间消息有两条，一条是一些省疫情高峰期工厂无人工作，带着口罩的维吾尔年轻人被转移到这些工厂工作，尽管被传染的风险很高，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否则将被送入集中营。

另一个消息是在疫情期间，像许多武汉人，维吾尔人必须留在室内。维吾尔人没有时间做防疫准备，因此只能依靠运送的食物。等待食物的时间很长，年轻的维吾尔族男子呼救：“我快饿死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快饿死了。食物什么时候来？ ”一位离开家被拦截的维吾尔老人问：“我应该吃楼房吗？”维吾尔人冒险外出购买食物，被威胁送入集中营。新疆集中营疫情消息仍是空白，有报道中国已经有三省五座监狱和少管所500多名看守和囚徒被感染。新疆集中营过度拥挤，恶劣的卫生条件，情况可能更糟。

集中营是专制政府或殖民当局为大规模清洗他们定义的异己、危险、不良人士或外族人士而建立的大规模拘留场所。中共70年来以集中营模式统治占领地区，劳改和劳教营、学习班、教育转化中心、收容教育，强迫被羁押者劳动，牟取巨额利润。新疆集中营以种族清洗和汉化为目的，是中共维持经济增长和扩张帝国霸权的方式。

2020-04-05

防护服与护官符--新冠疫情的两个PPE

瘟疫是语言的催化剂。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日常生活中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新词：N95、封城、禁足、牧群免疫、压平曲线、社交距离、股市熔断等等。最近这几天英国媒体上最常听到看到的词是PPE，即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的缩写。奋斗在生死之间的前线医护人员每日向政府呼救：PPE短缺。迄今为止，前线医护人员已有50多人死亡，而政府承诺的PPE仍然供不应求。

瘟疫之前的生活恍若隔世。以前，在英国提起PPE，一般指的是政经哲专业。这是一个集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为一体的交叉学科，首创于一百年前的牛津大学，又为其他大学纷纷效仿，可谓通向权力中心的阶梯，为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精英提供关系网络。英国前任首相卡梅伦、现任财务大臣苏纳克和现任卫生大臣韩考克都是牛津PPE毕业。

媒体大亨默多克也出身牛津PPE，读书期间曾把列宁半身像放在壁炉架上敬仰，后来转而支持保守党，在撒切尔的暗助下收购了影响英国中上阶层的综合性报纸《泰晤士报》。1995年，保守党支持率下降，默多克开始支持布莱尔的新工党，布莱尔上台后延续保守党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政策，后来又当了默多克女儿的教父，使利益纽带又裹上一层密切的私人关系。

《红楼梦》里贾雨村听门子讲官场护身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种一荣俱荣的官场保护网在去年英国大选中也有类似的笑话。按照惯例，作为公共广播电台的BBC应该以采访挑战所有首相候选人，但是节目主持人内尔只采访了工党候选人科尔宾，对保守党候选人约翰逊的拒绝受访显得束手无策。当时有人戏言，建议内尔动用《旁观者》周刊的关系网：内尔本人是《旁观者》控股公司的主席，约翰逊曾任《旁观者》主编，而《旁观者》现任副主编的丈夫卡明斯是英国脱欧设计师，也是约翰逊的首席智囊。

百年不遇的瘟疫让人看到两个PPE之间的巨大反差：牛津PPE专业出身的卫生大臣不能为前线医护人员提供最基本的PPE防护装备。医疗系统捉襟见肘，是精英统治集团长年来实施劫贫济富缩减公共健康开支的恶果。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治精英已经习惯于与中共专制集团交换利益，充耳不闻武汉医生的哨声，又傲慢短视，不向东亚民主国家台湾和韩国学习，坐失防疫良机，导致医疗系统超载，疫情高峰持续，造成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死亡。

瘟疫暴露了统治集团的自私与无能，也凸显出来危机中真正的中流砥柱：医生、护士、急救师、清洁工、公交司机、邮递员、照护老人的工作人员等等。现在英国政府将他们列为核心工人，还号召大家每周四晚八时向他们鼓掌致敬。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2017年英国国会讨论增加护士等核心工人的最低工资时，现任首相和主要内阁成员当时都投了反对票。2018年，在社会压力下，保守党政府将护士的最低工资提高少许，但远低于零售物价的上涨幅度。很多护士年收入仅两万英镑左右，买不起房子，只能一家租用拥挤的公寓，还要长期依靠食物赒济（food bank）维持生计。

两个PPE的对峙，是防护服与护官符的交锋。一个本是溯源人类文明、探索正义平等的学科，却沦为权力意识形态的注脚和裙带特权集团的网络，这也是为何中共专制官产学媒利益集团能够轻而易举嵌入这种同质网络的原因。另一个防护装备卑微但却是医护工人保护生命、救治他人必不可少的工具。核心工人处境不仅事关防疫的成败，更说明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远未完成。改变的首要之务是取消特权，保障平等，使社会下层对决策过程、分配方式能够有实质意义地参与和制约。

2020年4月19日

新冠疫情中的工会、抗议和罢工

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世界不少地区都发生了劳工包括医护人员的罢工，他们不仅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是在保护公共健康。这些工人是病毒危机前线的战士，只有有效地保护自己，使自己不成为传染源，才能有效地救治或帮助他人。新冠疫情中工人的罢工、抗议和独立工会暴露了与公共健康密切相关的各国制度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后，香港医护人员举行了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罢工原因是香港政府在疫情蔓延初期放任自流，未及时预警，也未使用有效措施鉴别和控制新冠病毒的流动状况。因救治病毒患者，数名医护人员出现症状。香港医护人员对17年前SARS爆发记忆犹新，疫情期间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占总感染人数的两成，香港死亡人数、医护人员死亡在各国中都仅次于中国。1月26日，占香港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五分之一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公开提出诉求，包括对医护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设施，提供足够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公开承诺不秋后算账。但是香港政府拒绝回应。2月1日医管局员工阵线举行大会，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支持罢工。香港政府仍拒绝对话。2月3日，医护人员开始罢工，连续四天罢工，参与罢工的医护人数从几百名上升到数千人。支持工会诉求的部分医护人员继续医护重症病人。反送中以来，香港民众形成了共同争取权利的共识，广泛支持罢工医护人员的诉求，抗议中共在香港代理人无视公共健康。香港政府迫于压力，满足了罢工医护人员的部分要求。2月7日，员工阵线投票决定延迟继续罢工。香港当局表示以“旷工”或“缺勤”惩处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

与香港相比，中国禁止独立工会，官方工会成为中共党政机构压制工人权利的工具。在中共党政机构和警方训诫疫情吹哨人时，所有官方工会包括医院工会都没有任何异议。被中共宣传的抗疫速度和模式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在缺乏防疫的工作环境下，由农民工加班加点建成，但是他们的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承建商和包工头盘剥了六分之五。2月中以来，他们通过微信要求兑现应付的工资，他们的微信被删除。缺乏独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平台，使农民工的权利更无法保障，目前只有22%的农民工有基本医保。一亿多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在疫情中，由于封城、增加社交距离和保护高危人群，对邮递业务需求不断增加，保护工人健康，也关系到疫情的控制。亚马逊仓库违反意大利政府与工会商议在新冠病毒期间保障工人安全的规定，导致罗马附近亚马逊两个工作场所的工人感染，三月中旬，当地工人开始组织罢工和法律诉讼。3月30日，美国纽约州史坦顿岛亚马逊仓库工人被感染后，工人罢工要求资方保护，公司直接把组织罢工的工人克里丝森·斯矛 丝（Christian Smalls）开除。许多工会和工人要求保护措施声援斯矛丝，对亚马逊公司决定开除斯矛丝的调查正在进行。

与公共卫生相关行业也面临挑战。自疫情爆发后，英国公共交通运载了大量医护人员，但运输工人缺乏保护，截止4月12日，14位公交系统的工人死亡（其中12名司机）。公共交通工会已经要求对公交车的触点进行额外清洁，对驾驶员周围的屏幕进行密封，为所有人提供消毒剂，以及将离驾驶员最近的乘客座位置于2米外，乘客从公共汽车中后门上下车，彼此保持距离，以确保驾驶员和其他人士的安全。严格的保护措施已经开始实行。对仍然缺乏保障的公司实施暂时停运。

疫情期间工人的罢工和抗议，反映了长期以来许多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利润优先，损害工人权利。利润主导产生了大量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工人，这些工人更难组织工会，许多工人被迫在健康与生存之间选择，被迫暴露在病毒/有害环境下工作，其后果不仅这些工人受害，而且他们的家人和社区也成为受害者。

保护独立工会和罢工权利是民主国家有别于专制国家的重要区别，民主国家应该对工人权利有更好的保护。民主不只是政治民主，而且也需要经济民主，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工人，而工人参与经济决策，防止大部分经济成果只被少数人占有，才有可能保护真正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健康。

中共与跨国资本集团

新冠病毒从中国走向世界导致全球经济停摆后，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作用引发了很多讨论。认清中国统治集团的本质是一个首要问题。想要说明中共CCP英文缩写中间那个C到底是共产主义（communist）还是资本主义（capitalist），就像百余年前面对德国幽默杂志上刊出的鸭兔错觉图，从左向右看是只鸭子，从右向左又看出了兔子。中共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斡旋中也是左右逢源，对左翼政党打出社会主义旗号，与右翼政府做资本交易心心相映。本文试从中共在拉美国家的扩张轨迹粗略说明它与跨国统治集团的关系。

1970年，智利左翼社会主义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赢得智利大选，中共随即与智利建交。作为中共在南美地区第一个建交的国家，智利成为中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进入拉美市场的主要踏板。阿连德上台后推行大型铜矿业、医疗行业公有化，继续推动土地改革，为此触犯了大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和智利上层保守势力的利益。1973年，智利军方领导人发动血腥军事政变，导致阿连德死亡以及数千平民被谋杀或失踪，推翻了智利持续近50年的民主体制，使智利人民在军事独裁政权生活下长达17年。当时世界上自称社会主义由共产党统治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与智利断绝了外交关系，只有中国和罗马尼亚继续与智利军政府保持外交，继续扩大与拉美国家的贸易。

1990年代末，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集团、高通银行、摩根大通等欧美银行纷纷雇佣中共太子党，在中国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通过勾结中共的官产学媒网络建立了中国市场关系网，与中国国有银行一起牟取垄断暴利。中共太子党集团也以此在外资银行或金融机构中成为合伙人，进入世界金融体系，更全面地占领拉美市场。

2007年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开发银行在拉丁美洲投资，向这个地区的政府和公司提供了约1420亿美元的贷款。除了这两大国有银行外，中国地方基金也提供了350亿美元的贷款。在对所有公共部门贷款中，中国将一半以上集中在采矿行业，从而使中国成为与拉美国家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2018年，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铜、铁、石油和大豆几乎占其同类出口的70％，中国已经是这个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 2019年，中国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的最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能够如此快速增加，是因为中国国有银行执行中共的经济扩张政策，向拉美国家提供大量贷款。而中国国有工行、中国银行和开发银行的股票是由贝莱德、富达、汇丰、摩根大通、景顺、先锋、瑞银、扣子树等欧美跨国金融投资公司持有的。中国石化、中国电信和中国铁路工程等其他中国跨国公司的结构与这些中国银行类似。中共通过持股基金掌握对它们的控制权，而欧美虽然可以分享利润并且可在投资策略上发言，但是不得不听从中共的整体经济战略。中共以贷款和投资作为网罗和积累国际资本的重要手段，逐步将国际资产阶级整合进入中共主导的跨国资本集团。

中共在拉美对自称左翼的政府表示政治上的同情，使用反殖民话语，让不少寻求独立于美国的拉美国家视其为反美同盟。尤其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债权人和美国发生冲突后，这些国家政府更需要中共提供的贷款和投资来缓解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中国国有银行和跨国公司成为中共在拉美扩张的主要力量，而中共主导的跨国资本集团与当地资本集团和政客合作抢占当地土著人民的土地，掠夺资源，迫害土著活动人士，压制他们的权利。中共打着反殖反帝的旗号，实质成为在拉美扩张争霸的新帝国。

所谓“中国梦”就是中共在全球建立霸权的野心。中共已经通过跨国资本和左右逢源的话语建构起一套霸权网络，将欧美民主国家的政客、媒体和学术精英也囊括其中。在疫情中，我们需要检视当下全球的政治经济制度，思考如何达成正义的世界秩序。

2020-04-26

中共的武器交易和军费开支

2018年以来，中共开始公开鼓吹“天下之治”，不再掩饰争霸世界的野心。“中国梦”体现在军事开支的快速增长和武器供应链的延伸。中国从区域帝国扩张为世界帝国，加剧了世界各地冲突地区的动荡不安。

如果冷战结束以柏林墙倒塌和华约解体为标志，那么对许多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和朝鲜半岛而言并无太大意义。这些地区一直是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各帝国争夺的冷战、热战混杂地域。中共争夺区域霸权从支持朝鲜进攻韩国开始，然后出兵扶持这个地区自己代理人发动的战争。韩战结束后，中共继续为朝鲜家族独裁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其成为与其他帝国争夺霸权的棋子。而1960年代以来中越关系的轨迹，充分反映了中共与其他世界帝国在东南亚和南海争夺霸权的记录。

1989年，中共镇压了国内和平示威的民主运动后，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中共向俄国购买了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经过十几年改造俄罗斯的军事技术，目前拥有数量庞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配备的核弹头数量可以摧毁世界各地数百个目标包括城市。中国已经成为多项常规武器的最大生产国。中国虽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是无视条约规定，反而向朝鲜、巴基斯坦和伊朗输入核武器技术。2000年后，中国成为这三个国家常规武器的主要供应国，这些国家又将中共提供的部分武器销售扩散到中东和其他地区。

中共借助一带一路的经济投资和贸易往来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直接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技术援助，成为这些地区武器交易增长最快的国家，在这些地区形成武器供应链，并在处于连接欧洲和亚洲枢纽的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同时正在一带一路区域建立更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武器交易的背后是中共专制集团与武器供应链国家精英集团巨额利益交易。中共将武器交易作为世界政治经济重要的强势流通货币，刺激内部经济，同时也将这种交易作为外交手段的一部分，成为中共支持其盟国政府镇压平民和平抵抗或该国内部集团消灭异己的军事手段。中共向叙利亚专制政府出售武器包括火箭炮和集束弹药，袭击非军事目标，已经导致超过三十万平民死亡，数百万平民逃离家园。中国向也门、沙特、塞拉利昂和苏丹出售武器，扶植亲中共势力，加剧这一地区的冲突。2018年，仅也门每周近百名平民死于冲突。

2008年至2019年，中共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比例从5.8％增至14％，军费开支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增幅最大。尽管从2016年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国防支出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中共宣布2019年的国防支出仍以7.5％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6%的增长率还要高，而中共实际的军费开支比官方公布的更高。

中共极权制度对军事信息更全面更严格的控制和检查，主导了国际更紧密和隐蔽的武器交易利益集团，加之中共已经将各国精英和资本家整合进入其主导的跨国资本集团，对类似于中共版本伊朗门的曝光、调查和追责将更加困难。中共的武器交易如同它的领导人和太子党的海外存款，是最缺乏透明的领域。联合国目前已经有130个国家签署了《武器贸易条约》，而中共仍然拒绝签署这个公约，使国际社会对它在全球的武器交易更难制约。

一百年前世界陷于瘟疫、饥荒、新旧帝国之间的局部战争终于导致世界大战。一百年后，人类有尊严的生存面临更大的威胁。在武汉疫情还处于高峰期的时候，中共军机绕行台湾、穿越台湾海峡中线，这种挑衅和恐吓只会将世界推向危险边缘。

2020-05-03

六十年前的两份杂志：《星火》和《自由中国》

天干地支，六十轮回。今年又逢庚子，大疫。疫情高峰时，中共军机数次环绕台湾，与上次庚子年的作为如出一辙。那时中国大陆爆发大饥荒，中共炮轰金门。六十年来，中共一党专制依旧，对台湾的威胁越演愈烈，但是台湾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民主转型。对比两岸六十年来的不同轨迹，要从两份在两岸分别遭到封杀的刊物谈起：大陆的《星火》和台湾的《自由中国》。

1950年代末，中共已经建立了严格限制流动迁徙的户籍制度和单位体制，全面地控制社会和个人，对教育界不间断的整肃，实施党化教育，对所有报刊和书籍进行严格控制审查。1960年1月，一些因言获罪被大学开除的学生，如兰州大学的张春元和北京大学的林昭等，在劳教地点甘肃省天水地区秘密印刷出版了《星火》杂志。他们以书信和刊物的方式组织了跨社会阶层和跨地域的网络。《星火》创刊号直指中共是政治寡头的法西斯政权，利用农民革命夺权，成功后却反而剥夺农民土地，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以压榨和剥削农民为代价实现国家工业化。《星火》主张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启蒙，让民众认识当代统治者的本质，将他们自发的反抗变成自觉的联合行动，以摧毁当代法西斯政权，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同年9月，《星火》印刷第二期时被告密，43人被捕，大部份人在劳改营中渡过十九年，四人在关押期间死亡，林昭在关押时继续以血书反抗，张春元在狱中组织反抗，后来两人都被枪决。

1960年，台湾仍处于戒严状态，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对报纸、广播进行控制审查。已经运营了11年的《自由中国》杂志在9月份被迫关闭，编辑、工作人员和作者纷纷获刑或被软禁。这是因为《自由中国》在近年突破智囊角色，越来越多地批评国民党独裁，倡导民间自主意识。其主要主张包括：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提倡学术教育独立于政治；倡导言论自由；反对限制和平集会；反对军队政党化；主张出版新闻自由；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三次连任；反对一党专政，呼吁组党自由；保障选举程序中的独立监票；主张台湾自治而不是党治。《自由中国》曾尝试与台湾反抗力量联合组织新党和民主党，反对国民党专制。杂志被封更促成了台湾社会将争取民主与争取人民自决权结合起来，台湾独立运动也逐渐成为一支主导力量。

1964年初，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也是第一个西方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与中华民国断交。同年秋，谢聪敏、魏廷朝、彭明敏联合起草了《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宣言主张：台湾正在展开一个自救运动，人民不愿受共产党统治，但也不愿接受蒋介石的非法政权。三人在印刷宣言时被捕。在高压环境下，文字狱盛行，王凤池因书写新诗《故事》获刑，柏杨因图解大力水手漫画被判监禁。

与岛内的镇压相比，侨居美国的台湾人可以更直接地表达反抗意志。《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传到海外，由全美台湾独立联盟编译，1966年发表于《纽约时报》。全美台湾独立联盟出版的《Formosa Gram》（台湾通讯）和《Independent. Formosa》（独立台湾），是海外台湾活动人士交流和自我教育的重要平台，参与组织反抗国民党专制、主张台湾独立的抗议活动。一些台湾留学生还在美国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反核武运动、环保运动、反南非种族隔离运动。1970年，郑自才、黄文雄、黃睛美和赖文雄在纽约试图刺杀蒋经国未果，之后黄文雄、郑自才被捕，台湾留美学生凑足高额保释金，将二人保释，得以流亡。

1971年林彪事件使大陆更多的人从愚昧忠诚中醒来。同年10月，中共国际实力上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占据联合国，同时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共在国际上使用更多机制压制台湾，使台湾社会的自主意识上升。台湾民间刊物《大学杂志》倡导民主，《台湾政论》讨论台湾人如何有效参与立委增额选举，掌握自己的命运。1976年4月，大陆民众借清明之机书写大字报和诗歌反对四人帮，影射毛泽东为当代秦始皇。

从1960年到1970年代中，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从个人专权和崇拜高峰走向死亡。六十年前的两份被封杀的刊物成为两岸民主运动的重要借鉴资源。经历了1960-1976年民间的反抗，台湾社会与中国社会都进入了更有创造性、规模更大的民主运动时代。

2020--05-15

《美丽岛》和民主墙

今年是台湾全民第八次选举最高立法机构立法院议员和第七次总统直选，台湾已经实现了人民享有定期选举自己的代表、颠覆政府的政治权利，在保护少数族群权利、性别平等、经济平等、全民医疗保健和公民自由方面也进入了文明国家行列。而对岸以人民命名的中国各级代表大会依旧是中共的橡皮图章，中共统治70年下的人民不过是他们任意割宰的韭菜，习近平也恢复了毛时代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讨论两岸今天的差距，离不开四十年前两岸相似的事件，民主墙被取缔和《美丽岛》大审。

1970年末，台湾海外留学生与本土争取民主的人士合作，效仿台湾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前辈同道，以刊物推动社会运动和组织独立竞选，打破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和对权力的垄断。 1977年，中华民国举行县市长选举，台湾省议员许信良退出国民党，出版书刊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在自己家乡竞选桃园县长，国民党作票导致当地人民大规模抗议，迫于压力，被迫在监督下重新开票和验票，许信良票胜当选。1978年9月，反对国民党专制的人士联合，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相互支持竞选中央民意增补代表。12月美国政府告知国民党政府将终止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蒋经国宣布选举延期、停止一切竞选活动。

1979年1月1日，美国政府正式终止了与中华民国政府间的所有正式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宣布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是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以来面临的最大国际危机。1979年5月，争取民主、社会公正、台湾自决权利的人士共同创立了《美丽岛》杂志，这份刊物成为联合组织反对党的雏型。1979年人权日，《美丽岛》在高雄市组织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集会，国民党限制和压制集会，随后大规模逮捕《美丽岛》成员，并取缔了《美丽岛》杂志。国民党政府因侵犯人权在国际上受到更大压力，促成台湾社会更一致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威权统治。

中国民主墙运动与台湾同期的民主运动类似。1970年代后期，各阶层人士在人流量集中的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中心广场附近墙上张贴大小字报，表达在中共统治下的冤情。不久，青年工人和学生参与揭露官员腐败、滥权和特权，探索中共制度问题，寻找解决的路径。这些大字报更集中张贴在固定墙上，定期更新，逐渐使这些墙成为自由表达政治批判和独立意识的民主墙。伴随全国范围数十份地下油印民办刊物的创立，民主墙更集中表达与中共意识形态不同的异议和政见，这些油印刊物张贴在民主墙上，借助民主墙的读者散发，数千万要求返城的知青、数百万访民的流动使民刊迅速扩大到各地中小城市和县城。

1979年1月中，中共抓捕了民主墙几名参与者，北京民主墙民刊成立了联席会议，协调行动，相互支持。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共执政后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出访美国，强化美中关系与苏联帝国争端霸权。 2月17日，中共军队开始侵入越南。民主墙继续揭露中共自执政以来系统侵犯人权、制度腐败和特权。3月16日，已经巩固了最高权力的邓小平指责民主墙主张以民主制度代替毛泽东个人独裁和中共专制搞的“太过分”了。一星期后，魏京生在他创办的《探索》杂志上发表了《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同时在民主墙贴出这篇文章，文章指出：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正在变成新的独裁者，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普选和监督能够防止出现独裁，人民通过民主掌握自己的命运。3月底，邓小平使用四项基本原则保障中共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束缚社会和压制异议，十几名民刊参与者被捕。各地创立更多的地下民刊，继续批评中共，营救民刊同道，

1979年12月，中共当局禁止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4个月后，中共建议取消宪法中“公民有运用打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5个月后，全国人大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各地民刊开始组织全国民刊协会，这是中共30年统治以来最大跨地域的民间结社。14个月后，中共宣布民刊是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逮捕数百名民刊参与者，数十人被被关押愈十年。

1980年底，参与民主墙的大学学生利用区县级人民代表改为直选，在中共执政后首次使用独立参选扩大公共空间和社会自主。这个级别的直选，台湾在1950年已经开始实施了。自1980年代，中国的直选级别没有变化，现在与台湾对比更是天壤之别，近十年来中共更频繁地限制独立候选人活动，甚至直接软禁或关押他们。

四十年前的《美丽岛》开启了台湾1980年代社会运动和民主化。民主墙打开了被中共长期禁锢最敏感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也是1980年代民主运动的重要资源，中共一直屏蔽这段历史。追溯和反思四十年前的《美丽岛》和民主墙，今天才有变革的起点和动力，才能开掘通向未来的路径。

2020-05-23

危害我们生命的不是病毒而是专制和特权： 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31周年

今年纪念六四与以往不同，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迄今为止已有38万人丧生。很多国家的地面实体集会受到当地“禁足令”的限制，香港警方假病毒之名禁止维园烛光集会。病毒混淆了政治含义上的敌我识别。一方面，异议人士将病毒比作31年前的坦克，视病毒为中共；另一方面，中共声称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两种貌似对立的看法都没有认清我们当前所处困境的实质。

首先，病毒只是有机界存在的一种传染原体，不可能消灭，只能与我们共生。但是病毒不会主动威胁人类，要通过进入宿主后才可以进行复制。如果一个人身体健康，即便感染病毒也可以通过自身机体的调节对病毒产生免疫。一个社会也如此，只要“免疫机制”健全，病毒不会过度影响民众的生产生活，更不会发生大规模死亡。那么什么是一个社会的“免疫机制”呢？

这就牵涉到中共提出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虚伪口号。挤在上下铺宿舍里的农民工和躲在中南海里的人在病毒面前没有平等可言。获得内部疫情通报的高官和蒙在鼓里的黎民百姓对信息的掌握也不对等。疫情中没有听说有哪位中共政治局委员被感染，只听说穷人付不起治疗费而跳楼。封城期间得不到补偿金的工人要被迫在风险下工作，而权贵富豪却可以继续操控金融牟取暴利。

要想建立真正平等的社会，就要摧毁专制和特权。这也是今天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意义。八九民运争取的是自由和平等，而六四镇压正是维持了中共的专制和特权。当年运动中对于争取普选、人权和自由的论述广为流传，但是运动中对特权与平等的讨论往往为人忽略。比如当年的大字报〈香烟答记者问〉直指制度腐败和社会等级的根源在于中南海；〈官倒内幕〉揭露中共官员和太子党利用特权牟取暴利；〈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之天下〉和〈中共太子党家谱录〉历数中共200多第一代领导人家族（包括习近平家族）担任党政军、产商学媒等要职。六四屠杀后，中共的特权、世袭制、腐败更加猖獗，贫富悬殊更加悬殊，占人口0.4%的太子党和特权阶层拥有全国70%的财富，而总人口中超过1亿人是赤贫阶层，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

八九运动论述了特权世袭和裙带关系对人民造成的奴役和迫害。争取自由和平等就需要从制度到实践彻底清除特权和等级制，保障所有公民可以全面参与公共事务，可以监督和罢免掌权者。工人在运动中尝试建立独立工会是迈向民主、为社会建立“免疫机制”的重要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资源的平等分配，夺回被官僚和独裁者垄断的决策权、经营权和营销权。

六四镇压后，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构性下，一些民主国家的特权精英阶层，与中共专制集团合流。中共口中的“人类共同体”不过是特权和专制统治模式下的利益共同体。统治精英无国界，资本集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允许资本的流通，不允许人的自由迁徙定居。各种本国利益优先的旗号，不过是特权阶层煽动种族主义，把内部资源分配不平等造成的民怨转为仇外情绪，割裂底层受压迫者的联合。

比较许多国家不同阶层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贫困阶层、劳工阶层、有色人种远远高于特权阶层。在实施封城隔离时，许多政府没有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食品和清洁饮水，未能对贫困阶层的感染者提供充足的医护。而专制和特权阶层可以在豪宅和庭院中独享清洁资源，即使感染，也能凭借特权医疗和康复设施化险为夷。不少政府颁布的禁足令对特权阶层缺乏约束力，沦为新的制度性束缚和监视人民的工具。

病毒不是我们的敌人，研制疫苗是科学家的任务。我们要争取的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平等分配，建立起能经受天灾人祸考验的社会制度。这就需要铲除各种形式的专制和特权。未来的社会不可能是没有病毒的真空社会，热爱自由的人也不愿成为极权控制下的套中人，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在保证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面对全球化下统治精英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我们还必须联结反抗的群落，扩大反抗的力量。声援香港反《国安法》的抗议，支持美国黑人的反种族运动，都和中国民主运动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又都关系到我们自身的生死存亡。

20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