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纪念六四与以往不同，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迄今为止已有38万人丧生。很多国家的地面实体集会受到当地“禁足令”的限制，香港警方假病毒之名禁止维园烛光集会。病毒混淆了政治含义上的敌我识别。一方面，异议人士将病毒比作31年前的坦克，视病毒为中共；另一方面，中共声称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两种貌似对立的看法都没有认清我们当前所处困境的实质。
首先，病毒只是有机界存在的一种传染原体，不可能消灭，只能与我们共生。但是病毒不会主动威胁人类，要通过进入宿主后才可以进行复制。如果一个人身体健康，即便感染病毒也可以通过自身机体的调节对病毒产生免疫。一个社会也如此，只要“免疫机制”健全，病毒不会过度影响民众的生产生活，更不会发生大规模死亡。那么什么是一个社会的“免疫机制”呢？
这就牵涉到中共提出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虚伪口号。挤在上下铺宿舍里的农民工和躲在中南海里的人在病毒面前没有平等可言。获得内部疫情通报的高官和蒙在鼓里的黎民百姓对信息的掌握也不对等。疫情中没有听说有哪位中共政治局委员被感染，只听说穷人付不起治疗费而跳楼。封城期间得不到补偿金的工人要被迫在风险下工作，而权贵富豪却可以继续操控金融牟取暴利。
要想建立真正平等的社会，就要摧毁专制和特权。这也是今天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意义。八九民运争取的是自由和平等，而六四镇压正是维持了中共的专制和特权。当年运动中对于争取普选、人权和自由的论述广为流传，但是运动中对特权与平等的讨论往往为人忽略。比如当年的大字报〈香烟答记者问〉直指制度腐败和社会等级的根源在于中南海；〈官倒内幕〉揭露中共官员和太子党利用特权牟取暴利；〈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之天下〉和〈中共太子党家谱录〉历数中共200多第一代领导人家族（包括习近平家族）担任党政军、产商学媒等要职。六四屠杀后，中共的特权、世袭制、腐败更加猖獗，贫富悬殊更加悬殊，占人口0.4%的太子党和特权阶层拥有全国70%的财富，而总人口中超过1亿人是赤贫阶层，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
八九运动论述了特权世袭和裙带关系对人民造成的奴役和迫害。争取自由和平等就需要从制度到实践彻底清除特权和等级制，保障所有公民可以全面参与公共事务，可以监督和罢免掌权者。工人在运动中尝试建立独立工会是迈向民主、为社会建立“免疫机制”的重要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资源的平等分配，夺回被官僚和独裁者垄断的决策权、经营权和营销权。
六四镇压后，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构性下，一些民主国家的特权精英阶层，与中共专制集团合流。中共口中的“人类共同体”不过是特权和专制统治模式下的利益共同体。统治精英无国界，资本集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允许资本的流通，不允许人的自由迁徙定居。各种本国利益优先的旗号，不过是特权阶层煽动种族主义，把内部资源分配不平等造成的民怨转为仇外情绪，割裂底层受压迫者的联合。
比较许多国家不同阶层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贫困阶层、劳工阶层、有色人种远远高于特权阶层。在实施封城隔离时，许多政府没有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食品和清洁饮水，未能对贫困阶层的感染者提供充足的医护。而专制和特权阶层可以在豪宅和庭院中独享清洁资源，即使感染，也能凭借特权医疗和康复设施化险为夷。不少政府颁布的禁足令对特权阶层缺乏约束力，沦为新的制度性束缚和监视人民的工具。
病毒不是我们的敌人，研制疫苗是科学家的任务。我们要争取的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平等分配，建立起能经受天灾人祸考验的社会制度。这就需要铲除各种形式的专制和特权。未来的社会不可能是没有病毒的真空社会，热爱自由的人也不愿成为极权控制下的套中人，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在保证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面对全球化下统治精英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我们还必须联结反抗的群落，扩大反抗的力量。声援香港反《国安法》的抗议，支持美国黑人的反种族运动，都和中国民主运动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又都关系到我们自身的生死存亡。
| 2020-0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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