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上旬以来，中共开始了20大前一系列更严厉压制社会的措施。9月2日，中央网信办开始为期3个月的「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这些更严厉的异议清零也包括指导中共官僚机制处理在泸定地震期间不同于官方消息的民间报道和评论。同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在2022年9月10日至10月31日（覆盖20大会期），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频次由7天缩短为72小时，异地落地核酸检测，集会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中共近年来一直以以防疫为名借机强化对社会控制，更加严控的统治术反映了多年来相关中共官僚制度的演化。了解这种官僚制度基本特征对人祸的原因会有所帮助。
1.中共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
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和孙越生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对观察中共官僚政治和演变仍有启发。《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归纳了两千多年中国官僚政治的三种形式，这是世界官僚政治历史中最低的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从低到高分别是「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即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对帝王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惩治贪官污吏，即当着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三种形式的官僚政治都是配合和维持专制的手段。此外，这种官僚政治以「明君贤臣」以及「纲常教化的制度和习俗以及命运哲学」培养「顺民忍耐」。《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分析了「中国数千年专制君主与奴性官僚成对出现，形影相随」的原因，也比较了毛时代类似的现象。
中共70多年统治依靠一党专制的党国一体化官僚政治，在最低劣的三种官僚政治之间循环，有时三种形式同时存在。中共对官员选择主要是依靠世袭以及内部派系的裙带关系，按照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通过中共组织系统任命，因此形成了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所有官员对最高层效忠，对上级惟命是从。这种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对民间持续压榨并为中共最高层和特权阶层服务，从而形成了官民对立。因此，中共使用「为人民服务」修辞愚弄人民。
中共依靠武力作为后盾，以公有名义抢夺和占有自然和社会资源并榨取了劳工者绝大多数劳动成果。中共官员自上而下都利用掌控的资源，以权力寻租，化公为私，这形成了中共官僚政治的双重特点，权力崇拜以及权力拜物教。为独占最高权力，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以意识形态或反腐败为幌子的权力斗争成为常态。权力斗争胜出的最高领导人为保证绝对权威，伴随着不间断清洗不忠官员并镇压社会异议，更新官僚制度。
由于在中共成立之前中国已经存在共和制以及影响深远的新文化五四运动，中共最高、更集权的领导人毛泽东和习近平不便于直接复辟帝制，而是以终身制取代专制君主，旧时代奴性官僚演化为唯命是从的干部。
本文以新疆集中营和清零模式为例，分析中共官僚制度的演化。
2. 中共更新和整合机制：集中营模式的官僚政治
近十年以来，中共官僚制度演化主要围绕着个人集权升级以及整合和更新官僚制度。以「反腐败」和「扫黑除恶」的常态化，习近平不仅大量清除了党政军机构中对他缺乏忠诚的官员，而且也试图根除社会反抗的土壤，更新并整合了官僚制度，以强化社会控制并对外扩张。
从「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新疆镇压模式，可以观察到中共升级六四镇压后建立的维稳体系并更新官僚机制的演化轨迹。2012年，中共开始在新疆实施十户联防制。2016年的《反恐怖主义法》揭示了中共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外交和军事等领域整合官僚机制。2017年，中共政法部门、公安部、工信部及下属新疆通信管理局等部门共同使用大数据「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应用程序，监控和记录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民族的日常生活，然后以「安置教育」和「劳动再教育」为名，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民族关入教育集中营和其他设施。「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也是上级下达指令并监督下级表现的程序。新疆这类社会控制措施和相关的官僚机制也在其他地区也开始推广，如2018年「武汉微邻里」以「惠民」为名开始推广网格化维稳的官僚监控体系。这种类似的监控体系遍布其他地区的城乡。
3.官僚政治网格化管理和大数据清零的常态化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疫情最初的一个月，中共官僚制度以维稳和继续一带一路扩张作为优先事项，将疫情作为负面信息过滤。公安部门和医院党组织系统性压制有关疫情的信息传播，前线医生戴口罩也被禁止，导致了最初两个月新冠感染人数在境内外呈现指数增长。
2020年一月底，中共为应付疫情危机成立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将疫情防控与社会控制一体化，以出现新冠感染者的数量作为封城的主要依据，同时强化控制内部流动，基本将境外人士拒之门外。2021年下半年，感染率再次上升后，中共以「动态清零」和「社会面清零」对付新冠病毒的变异，以缺乏独立检验和质证的数据标定隔离管控场所或者闭环管理场所如方舱医院和小区的集中隔离。「武汉微邻里」等监控体系每天上报个人健康情况，强制实施的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报告成为驯化顺民的机制，官僚体系以此为由事先应对管理「突发事件」。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和「武汉微社区」等作为网格化和大数据结合更新了部分官僚机制并与新的机制组合，对城乡维稳机制进行细化和升级，以此发展了更严密自上而下控制社会的机制。从片长、楼长到户长制（十户长）和治安员，辅助使用机器人和无人机识别症状、监测疾病和追踪受感染的人，并执行隔离措施。电子哨兵与算法结合，中共官僚机制可以更全面渗透社会和家庭。以提供食品、医疗用品、监控感染状况或心理咨询为由，以此收集敏感的个人信息，实施「地毯式管理」的频繁检测，使用互联网和官僚机构结合，将医疗、精神辅导、以科学名义指导以及物质供应的数字防疫，升级对物理空间的监控，形成了大数据的维稳机制，强化了维稳网格化的官僚体系。
4.结合紧密官僚机制愈发盲从，文过饰非检查制度的欲盖弥彰
中共官僚制度以控制社会作为主要目标，看似可以快速应对部分危机，调式和整合自上而下组织结构，快速实施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组织的动员。但是这种紧密官僚机制的最大问题是盲目服从，过滤对专制不论的即时信息，算计何时公布信息，从而导致预警系统失灵，造成不间断的制度性灾难。在大跃进期间，严密控制个人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深入到工作单位和基层的党政组织，对最高指示盲从，有大量库存粮食仍不允许开仓济民，使大饥荒持续长达三年，底层饥民不能逃离，导致数千万人死亡。中共政权一直缺乏合法性以及系统掩盖领导人制造的灾难的制度，导致了其官僚机制奔命于应付越来越多的敏感期。
2003年非典（SARS）爆发初期，当局压制前线医生的信息，错过了宝贵时间。虽然中共官僚机构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大量人员和资源动员，但是导致感染了约万人，死亡超过800多人。
在SARS疫情过后，中共卫生部门通过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建立了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及时的网络直报系统可以从村卫生所直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所有相关防疫部门。但是这种预警机制不时失灵。中共卫生官僚系统已经在2019年12月初到当月底已经获知新冠感染至少27例（当时通报名称为肺炎疫情）。但是缺乏独立信息处理和传输渠道，所有主要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的渠道都在当局的严格控制之下，官员和高级专业人员在中共官僚体系中为保证中共当前首要任务，全面和高效地无视疫情扩散的信息，使疫情时至今日仍未结束。
5. 中共官僚政治的人治和惩罚人民监督和批评是导致层出不穷人祸的主要原因
中共将它的抗疫模式作为与民主制度竞争优势，宣传专制制度的高效和全能。但是这种抗疫模式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参与决策和问责的权利。同时，中共官僚机制以民族主义转移公众对新冠病毒来源、当局应对措施和国产疫苗功效的关注，导致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疫情时间加长，人祸接连不断。当局强制清零措施包括封控导致非新冠死亡人数快速增加，远远超过新冠死亡人数，近期新疆伊宁封控措施死于饥饿或无法获得药物的人已经有十几人，贵州为完成清零的隔离大巴违反不能夜间驾驶的规定，车翻造成数十人死亡。
中共官僚政治近十年来的演变是利用高科技，以此建立集中营和动态清零，试图建立防患于未然的官僚机制。但是，这种官僚政治的绝对服从，不惜一切代价执行最高层的指令，无视这些指令的荒谬甚至可能造成的灾难，导致官僚预警机制失灵的常态化。惩罚人民监督和批评官员的权利，这是导致人祸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接连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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