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影响

近年来，中共对波罗的海地区影响逐渐增加，其原因主要来两个方面。其一，中共与俄罗斯建立了密切军事联系和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中共海军出现在波罗的海，展示军事实力；其二是一带一路项目主导下的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17+1合作”），将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纳入。立陶宛将中国在波罗的海的影响视为威胁，把中国威胁活动列入2018年国家安全报告和2019年国家安全报告中。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变迁轨迹是什么？中共如何对波罗的海三国施加政治、经济影响？

 

拉脱维亚在1930年代已经与中华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苏联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后，这种外交关系中断。之后，除了被纳粹德国短暂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一直被苏联吞并和统治，中共与波罗的海三国的联系通过与苏联的外交渠道。1991年八月，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苏联政权进一步衰弱，波罗的海三国首先获得北欧国家以及前苏联阵营中东欧国家的承认，随后这三个国家加入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苏联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地位后，中共跟进承认了这些国家的独立，随后波罗的海三国加入了联合国。

 

199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拉脱维亚设立大使馆。同月，拉脱维亚与中华民国台湾签署领事关系联合声明，在各自首都设立总领事馆。中共立即从拉脱维亚撤出大使馆。1994年拉脱维亚政府接受了“一个中国”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拉脱维亚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十几年以后，中共逐渐将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和经济纳入一带一路项目。

 

2011年8月，达赖喇嘛在爱沙尼亚访问期间会见了多位部长和国家元首伊尔维斯总统。2013年9月，达赖喇嘛访问立陶宛，会见了格里鲍斯凯特总统。随即中共中断了爱沙尼亚乳制品的进口，推迟了与立陶宛讨论交通项目的谈判。2014年至2015年，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背书了中共的西藏政策之后，中共恢复了冻结的贸易进口和项目谈判。达赖喇嘛从2013年数次对拉脱维亚访问，拉脱维亚政府官员没有会见达赖喇嘛，并公开声明，达赖喇嘛的访问是私人访问，不是政府组织的。

 

拉脱维亚获得的回报是中共支持里加作为中共在欧亚大陆基础设施项目中波罗的海的主要通道，２０１６ 年，拉脱维亚主办了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议。拉脱维亚政府在政治上对中共的顺从，使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效仿拉脱维亚，以获得经济和投资的回报，其结果是既限制了西藏的国际空间，又使这些国家丧失更多独立的外交空间。中共使用经济杠杆在人权议题上也对对波罗的海三国施加政治杠杆，使这些政府规避人权议题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并取得与中共关键合作伙伴和欧洲门户的地位。

 

除了借助中东欧国家经济合作 框架（“17+1合作”）增加外交影响，中共也组织了中东欧政党对话会，向这些国家显示中共极权的发展效率，吸引这个地区政治强人效仿中共模式。针对波罗的海国家三国比较警觉苏联共产党的直接宣传模式，中共淡化直接出面影响波罗的海三国。例如，中共利用其花瓶政党致公党游走于爱沙尼亚国会，联络支持中国的国会小组，使中共外联部可以获得常规联系和信息交换[1]。中共以此了解欧盟和美国制裁俄国的方式，采取预防外交，制定针对性预防措施，同时帮助俄国绕过制裁，建立中俄互补的国际政治经济模式。中使馆也鉴别波罗的海三国媒体对中共扩张的态度，利用这些国家主流媒体宣传中共政策。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缺乏对中共陈述的辨析和分析。中共也在这些国家直接资助新媒体，为中共大规模侵犯人权和扩张辩解，影响这些波罗的海民主国家的公共舆论。除了拉脱维亚媒体的个别报道，中共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媒体总体评估是比较“客观、中性”。

 

2017年中俄在波罗的海海域进行的海军演习给波罗的海国家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中共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显性威胁提供了支持和合法化。不过，并非所有波罗的海国家都对中俄演习表示担忧。拉脱维亚和芬兰保持沉默，立陶宛和瑞典表示担忧。

 

近十年来，波罗的海三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中国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出口越来越多地超过波罗的海三国对中国的出口，波罗的海三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在食品领域和自然资源；而中国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出口集中在工业成品（机械和技术）。此外，类似华北电力收购立陶宛最大的电力设施设计公司，使波罗的海三国在经济和投资方面对中国有更多的依赖。虽然波罗的海三国现在的主要贸易伙伴仍是欧盟，但是与中国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使波罗的海三国被迫接受中共施加的政治筹码，强化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弱势地位。

 

新冠疫情是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机会，波罗的海三国开始了解中共对疫情扩散的责任，理解台湾的防疫成就，更多的波罗的海三国国会议员游说世界卫生组织允许台湾参与。波罗的海三国更应坚持民主和人权原则，与小型民主国家合作，扩展台湾、西藏的国际空间，发展自主的经济，才可能共同抵抗中俄帝国的威胁。

 

20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