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百余年劳工运动的启示

中国政府出台香港《国安法》后，“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命运交织得更加紧密。无论是反抗专制的压迫还是资本的剥削，两地的独立劳工运动都会起到重要作用。回顾香港百余年劳工运动的历史对当下的困境会有所启发。

鸦片战争后英国在香港开始殖民统治，当时主要以建筑业和海运业为主。劳工多来自于广东，身处社会最底层，面对多重歧视，赋税重，生存艰难。工人第一次自发罢工是抗议人头税，港英当局被迫让步。劳工阶级在多次罢工中成长壮大。1920年，香港殖民当局新修订了《社团条例》，将工会、行会组织等视为损害香港社会秩序的非法组织，对社团出版物予以监管，并授权香港殖民当局打击当地引起在中国的“骚乱和犯罪”活动。

1920年代香港的劳工运动主要以半公开组织和地下网络为依托，工会会员已经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922年，香港海员举行了56天的大罢工，诉求包括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障独立工会。罢工工人离港回乡也获得广东和上海劳工的支援，港府被迫取消对工会的禁令，释放参与罢工人士，资方同意加薪。由于港府主要吸纳英商为行政和立法委员，官商结合也形成了对华商的压榨，当工人罢工时也带动了华商罢市，当时运动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深入人心，同时诱发大陆其他地区的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参与罢工集会的上海和青岛工人、学生和市民被射杀，引发了省港大罢工，香港工人在运动中提出普选、政治平等、劳工立法的要求。

1945年到1950年代初，香港大量小规模工会再现，绝大多数工会联合，分别成立了亲国共两党的跨行业的大型组织，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工团）和港九工会联合会（工联）。1950年后，愈百万大陆难民逃亡香港，沦为廉价劳动力。香港政府推行低税制吸引资方投资，经济快速发展，但工资不抵物价增长、劳工缺乏保障，公立教育投资不足，失学青少年数量增加。1965年后，香港纺织业罢工和抗议天星轮加价被镇压，积累了社会对当局的不满。1967年，数次罢工和示威被警方血腥压制，运动演变为暴动，港府再次镇压了这次运动。由于不满亲中共的工联在工潮期间袭击不同观点的平民，这个组织的会员开始下降，而支持国民党的工团官僚化，影响力也下降。

1970年后，独立于国共两党的劳工组织大量出现，这些组织在劳工聚集区创办学社，建立劳工基层组织，与国际独立劳工运动有更多互动。教师、邮递工人、护士等发动了多次以经济诉求为主的罢工，促成了多项保护劳工法律的实施。香港也实施更长的免费义务教育，提供更普及的医疗护理，建立廉政公署，公房增建也加快。

大陆民主墙时期，香港独立劳工组织与中国民间劳工人士再次建立了联系。1980年代中，香港独立工会参与推动了直选立法会。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期间，香港独立劳工团体在中国广州、北京等地支持当地的工人自治会。六四镇压后，香港独立工会组织罢工、罢市反抗中国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协助被追捕的中国工人活动人士逃亡，声援被捕的工运人士。1990年，香港多个独立工会联合成立了职工会联盟（工盟），这个组织联合蓝领和白领团结抗争，推动双普选，争取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三十年来，工盟和其他独立工会的会员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亲中共的工联。工盟成为香港社会运动包括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1990年代后，香港大量资本和其他国家资本转移珠江三角洲，这个地区农民工的处境比资本移出国家的劳工更缺乏系统性保障。香港独立劳工组织建立了与中国工人更直接的联系，将香港作为培训中国劳工活动人士的重要基地和支援中心。新的组织方式扩大了互动规模，更可能与中国农民工、运输工人，民办教师和其他有反抗潜力的社会阶层建立全面联结。在严密控制和监视下，非结构化和非正式连接是形成网络的重要形式，联结中促成中国劳工阶层在中提高阶级的反抗意识，认知争取自己摆脱被压迫的处境与香港争取自由密切相关。香港独立劳工运动既反抗资本剥削、又摆脱政权、政党和财团的操控，对形成中国独立劳工运动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新冠疫情导致数千万中国工人失业，他们多数没有社会失业保险，也无法获得国家失业救济金。由于企业拖欠工资是常态，工人抗议活动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增加。两地正式工人的工作条件也将会恶化，工潮将会更多。联结两地工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反抗两地劳工阶层共同的敌人——中共专制的奴役与资本的剥削，两地劳工团结抗争是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的关键。

2020-06-16

争取生态环境的自决权：纪念图博起义61周年

21世纪二十年代伊始，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地亟须解决的问题，关系到地球上各种生命的存亡绝续。图博位处世界屋脊，作为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对周边国家、地区的生态平衡乃至全球环境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对图博进行了六十年掠夺性的开采，不仅迫使藏人逐渐失去本民族沿袭千年的有利环保的生存方式，而且也威胁到全球的生态环境。中国政府设立自然保护区，强行大规模迁离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数百万游牧藏人，使已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更加岌岌可危。

自1960年代起，中共在图博兴建了上百个大中型水库和数百个工厂和矿区。水库破坏了地质结构，导致冰川塌落，采矿毁坏了草场，工厂的废料排放污染了水源，对藏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却宣称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藏人过度放牧，以“退牧还草”为由在图博设立了近百个自然保护区，圈地面积超过80万平方公里，使逾百万牧民失去了数千年赖以生存的草地。

以面积最大的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保护区占地总面积达36.3万平方公里，占青海省50.4%，比欧盟人口最多的德国面积还大。保护区内采取了禁牧的政策，法规完全禁止藏人在保护区内适量采伐木材，迁徙放牧牲畜，采集药用植物和种植作物等原本有益于生态平衡的活动。法律成为各级政府兼并土地提供了依据，让执政者更加肆意剥夺藏人与自己土地的联系，摧毁以此为基础的图博社会内部结构。

牧民阿亚桑扎的家乡果洛州被划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他多年来组织藏民维权，公开反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在当地采矿。2019年底，阿亚桑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七年，这彰显了中国政府把环保作为垄断资源的新型掠夺行业，打击和排斥藏人自发的环保活动。

被强行驱离的游牧藏人不仅失去了自已的家园，也被剥夺了与游牧行业相关的生计。迁居城镇的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藏族自治区州县也往往要讲汉语才能谋生。这样的窘迫处境却被中国官媒污名为没有文化水平、素质能力低。在安置初期，每户藏人必须负担新建住房成本的75%，定居后一家几代人被迫住在一百平米左右的小区住房。由于禁牧受到的损失，政府每年只补偿数千元，最多补偿十年。迁居后的牧民入不敷出，收入来自缺乏保障的清扫街道、建筑、出租等低收入行业，勉强糊口。逾百万牧民被强制定居后，不仅没有脱贫，反而在自己的家乡沦为丧失了生产资料的生态难民。

尽管设置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的绝大多数水电站仍继续运转，许多保护区内或附近的矿业生产规模不减，加之旅游，导致藏区气温持续上升。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为例，主要环保指标没有明显改善，草场退化速度没有变化，水系流量和生物多样性继续减少。这种设置自然保护区的局部生态保护做法本身就是狭隘和短视的。而藏人原本的生活方式，包括游牧迁徙、种植养殖，恰恰是将高原作为一个整体平衡生态环境，数千年来作为亚洲水塔和世界第三极对全球生态保护承担重要的角色。强制游牧藏人定居，切断迁徙路线，只会恶化生态环境，并且可能引发其他危机。

藏人全面失去家园的六十一年，见证了藏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决定生态环境的权利也是一种自决权。藏人一直在争取保护本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他们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正当性不需要殖民者的许可。国际社会支持藏人在环境上的自决，才可能根本解决图博环境危机，解决亚洲水塔和世界第三极消亡的危机。

2020-02-23

从遇罗克到曹顺利

三月是遇罗克被枪杀和曹顺利被病逝的祭月。遇罗克在文革期间撰写《出身论》，探索社会不平等和特权的根源。曹顺利在维权时代利用国际人权机制，聚集社会边缘群体争取权利。两位先行者的思考与实践对解读当下中国有何借鉴？

遇罗克生于1942年，他在中共建立和巩固党国极权体制的17年中完成了中小学教育、经历了失业、下乡劳动、临时代课和工厂学徒的生涯。极权体制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自上而下的垄断和控制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以每个人的出身决定其阶级成分和社会地位，将个体束缚在单位的管制中。社会逐渐失去自下而上的自发组织，行业之间横向联系的网络也被压制。

由于中共屏蔽民间反抗的历史，遇罗克和他的同时代人很少能直接从1950年代的反抗（比如反右运动中的校园民主运动）汲取经验和教训。他们主要从自己的思考、阅读和经历寻找抵抗方式。遇罗克以研究出身阶级划分问题为线索，利用文革初期中共激烈的内斗而对社会放松控制的时机，组织辩论会跨越社会阶层进行讨论，通过大串联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共鸣。1967年，他们借助民间办报，系统阐述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问题，建立和扩大了青年学生和工人网络。这种网络模式在70年代末的民主墙运动和八九民运中都有体现。

与1980年代相比，六四镇压后中共对游行、集会和结社监控得更加严密。九十年代民间尝试突破监控的方式包括组党、修炼法轮功、参加地下教会等。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同城饭醉’成为聚众和民间建立网络的方式。访民在公共空间中是最常出现的群体。

中共的信访制度始于1950年代，沿袭了皇权时代的一些做法，利用的是百姓对青官的期盼。信访是中央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手段，让中央扮演青天老爷的角色，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尤其在六四以后，中国政府更将信访制度宣传成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协商民主的形式和人权保障的机制。同时，中共将信访纳入维稳体系，强化党对各部门和各级官员的控制，对重复上访和异常上访严格限制，尤其压制越级上访和跨地域的集体上访。

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在于牺牲底层民众的权益。许多农民工在遭受工伤甚至失去生命后都得不到补偿；国企改制后大规模工人被强迫下岗；城市化过程造成大量农民失地、居民失房；食品和医疗丑闻等也让更多人成为受害者。由于司法途径不畅通，受害者和家人往往诉诸上访这一行政手段，试图依据《信访条例》寻求公正和补偿。但是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0.2%，绝大多数上访者的目的是让中央知道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曹顺利是在1990年代中期介入维权活动的。当时她的工作单位也开始推行公房的私有化，由于揭露单位领导分房腐败，她被开除了公职。在千禧年后，曹顺利在上访中发现信访不仅没有解决上访者的诉求，反而成为追踪访民的机制，当局使用截访、精神病院、劳教和黑监狱等手段迫害访民。曹顺利开始利用自己的法学知识向访民介绍国内法和联合国人权机制，使上访者知道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约束各级政府。曹顺利联合了不同地域的访民集体上访，以游行、静坐的方式实践公民权利，将中共禁止的各种上访转换为同城和异城集会，建立了访民相互支持的网络。

但是联合国人权机制也受制于自身内在逻辑的制约，未能坚持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当中共提出主权和发展就是人权时，其他国家政府从未以《国际人权法案》为依据质疑中共未经普选授权的合法性。同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由各国政府构成，这本身就是以主权主导人权，更不能将各国政府侵犯人权案例有效移交给国际刑事法庭。最可悲的是，2013年9月曹顺利在准备登记前往日内瓦观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时，被公安拦截，半年后在羁押中死亡。极权统治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应对曹顺利之死负终极责任，却可以在联合国宣讲以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构建人类共同体。这种国际人权机制不改革，只能沦为“洋上访”的摆设。

遇罗克和曹顺利为了争取公民权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在夹缝中不断抗争的精神会不断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抗争者。

2020-03-01

华为是全体职员持有的公司吗？

华为作为世界四大供应5G设备的跨国公司之一，正在试图争得欧洲国家许可在这些国家架设第五代网络。为了消除各国对引入华为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疑虑，华为标榜自己为全体职员持有的私有企业。那么华为公司的实质是什么？

华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华为在1987年由六位创始人集资创立的，每人出资3500元人民币，现在除任正非外其他五位创始人都已离开了华为，但华为没有说明他们的回报情况，或是否已经转为华为股权，更没有说明华为自成立伊始是否还有其他资金注入，这些资金是否转为华为股权。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华为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体职员持有的公司。

根据华为公布的资料，1990年华为在内部员工中以股权方式集资。1997年内部员工的股权变更成由华为工会代表托管股权。华为工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圳分会的下属，听命于华为党委的指令。由于华为工会是工商登记法人，每个职员从实有股权沦为名义股份。从广东法院判决可以观察到普通华为员工的名义股份实际是虚拟股份。

2003年，在华为工作十几年的几位华为工会会员，也是持股员工，他们以每股股权分配不等、兑现不公状告华为公司。深圳中院和广东高院判华为员工败诉，其依据是华为工会是工商登记的法定持股主体，而华为工会会员并没有直接进行工商登记，每个员工手中的股票与法律定义的股权不相同，因此员工不是股东，员工与公司仅仅是雇佣关系。这项法律判决充分显示华为普通工会会员无权获得工会持有的个人资产，因此华为不是由全体职员或华为工会会员持有的企业。

华为工会持股会员个人无权直接获取工会中其个人份额的资产，那么谁可以代表工会持股呢？根据华为1998年完成的所谓《华为基本法》，只有华为持股员工代表会可以代表工会持股，但是持股员工代表会的代表同全国人大代表的功能一样，只能举手同意和签字。持股员工代表会代表华为持股会员占有98.9%股份，而对外公布实名持有华为股权者只有任正非一人，他占有1.01%的股份，但他却在关键问题上有一票否决权。不过这种一票否决权也仅仅是表面现象，只有华为党委依照上级党组织的指令才能为其作出重大决策。

华为体现了中共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从成立之初，华为就主动配合党的领导，任正非以时任中共十二大代表的身份，借助自己转业技术军官背景以及在不同国营大型企业的关系网，迅速将华为打造成全球信息技术行业中成长最快的企业。华为成功的秘密在于榨取员工剩余劳动价值，牟取高额利润，定期强迫工人集体下岗，保持对企业的有效控制。例如2007年华为数千名超过十年工龄的职工被集体下岗。这种作法使华为有效地规避了《劳动法》中有关十年工龄的职工可以成为永久职工的规定。对接近十年的普通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已经成为华为运作的惯例，不同意公司安排的职工会受到惩罚。

华为普通员工的状况，正如他们自己概括的另版《华为基本法》：招聘985，工作996/007 ，下班120，维权404，离职251。招聘985是指华为要求应聘者必须是985工程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工作996指普通员工工作时间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对程序员的要求是007，每天工作时间从中午12点到晚上零点，共十二小时，每周工作7天；下班120指超过一年以上连续工作无休假，打120送医院抢救，已经发生了数起普通员工过劳猝死；维权404是指员工维权无门路，各部门推诿；离职251，华为员工李洪元被下岗因补偿金不足将华为公司告上法庭，结果反被非法关押了251天，与李洪元经历类似，也有其他华为员工被投入过监狱。

虽然华为的普通员工收入比许多中国人高，但他们也不过是党委、管理层和官方工会压榨下的当代包身工，与其他普通的中国人处境没有多大差别。华为宣称100%由员工持有，如同中国宪法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修辞，华为普通员工像数千万工作数十年的国营工人被下岗和数亿农民工一样，被中国发展模式榨干、遗弃。

2020-03-08

全球市场产业和利益链中的华为

华为公司参与研制了人脸辨识、社会信用系统，在新疆与公安系统合作建立了全面监控维吾尔人的数字维稳体系。华为对外涉嫌侵犯其他国家的公共安全和公民隐私。但是为何一些民主国家仍允许自己国家的公司向华为出售核心技术产品，许可华为向这些国家出售产品包括架设5G基站？这个问题与中国政府扶植华为进入全球重要产业利益链的政策有关。

中国国有银行从1996年代中期开始重点扶持华为。深圳招商银行为中国电信企业提供购买华为设备的贷款担保，华为可以直接从这家银行提取买方的货款，使华为规模迅速扩大，更容易进入全球产业链。1997年，华为以香港回归作为扩张海外市场的商机，供给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固定网络产品、无线蜂窝移动通信和通用移动电信系统设备，并利用和记黄埔的全球销售网络，直接进入海外市场。

1997年，华为与俄国贝托（Beto）电信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利用贝托公司在俄国政界、企业和军界的网络，扩展市场和影响。华为也以此模式占领其他前苏联阵营国家的市场。1990年末，华为在南非、阿尔及利亚以及巴西设立办公室，随后借助中国领导人出访，以项目合作或建立子公司扩大对非洲和拉美市场占有的份额。同期，华为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劳动力低廉，向印度软件公司外包开发尖端通信软件包括后来为华为智能手机升级的安卓系统。

2003年，华为通过与3com公司建立合资公司在美国建立市场产业链。当时3com的局部网在全球市场占有重要份额，但这个公司陷于财政危机，为了急于摆脱危机，3com向华为提供它的国际品牌，并转移技术和出让其全球销售渠道，最终自己倒闭。。

从2004年起，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向华为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同时为购买华为的海外客户提供贷款担保。华为主要通过建立项目合作和子公司，扩展在西欧、北欧市场的产业利益链。这些国家从二战后对与民生相关的的电信行业实施公有化，或视其为公共企业予以扶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这类行业实施了私有化或减少对其扶持，导致这些公司频频出现债务危机，这使华为可以轻易进入这个地区的产业利益链。例如华为从2005年开始向英国电信（BT）提供100亿英镑，升级英国的电信网络，但英国政府和英国电信一直未明确向公众说明华为因此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英国网络基础设施，威胁公共安全和公民隐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将华为塑造成全球生产网络的节点，将其作为提升国家实力的主要企业。仅中国开发银行就向华为提供了300亿美元优惠贷款。同时华为作为高科研公司获得了中国政府减免税收200亿美元，当局也为华为提供土地折款20亿美元。从2013年到2018年，华为获得中国政府补贴是诺基亚所获芬兰政府类似补贴的17倍。这使华为产品的价格低于其它主要竞争对手30% 左右。 

2010年华为试图与美国最大的电信企业斯普林特（ Sprint）交易，被美国政府阻止。但华为通过与美国政界有密切关系的游说者，继续保持它在美国市场中产业利益链。例如在美中贸易战期间，美国政府把华为放入实体名单内，华为因此支付了川普的筹款人迈克尔·埃斯波西托（Michael Esposito）每月50万美元，他成功地游说了白宫和商务部， 虽然华为仍在实体名单上，但与华为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可以豁免。华为的美国供应商可以规避美国政府的许可，通过在爱尔兰、以色列和中国等地的分公司继续向华为提供芯片。

2012年至2019年，华为手机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份额，从4%增加到17.6%，超过苹果手机，而同期市场份额最大的三星手机从30.3%下降到21.6%，如果从目前 4G市场份额和华为已经获得的5G合同推算，包括华为与俄国占电信市场最大份额的移动电信系统（MTS）公司签署的5G设备协议，华为仅在欧洲5G基础设施市场就占有28％，高于爱立信的27％和诺基亚的23％。

美国目前试图阻止其盟国使用华为5G， 但是目前英国电信再次成功游说了英国国会和政府，允许华为继续参与在英国架设5G网络，而德国和法国仍未明确拒绝华为。华为已经嵌入到欧美民主国家的产业利益链中，川普的美国第一和利益至上，很少使其他盟国信服。华为强化了这些国家的官商结合以及跨国公司利益至上，这些利益集团在全球产业链中相互依赖，共生共利。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市场产业利益链与专制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全球同构体，直接蚕食了民主原则。民主的存活需要彻底改变全球政治经济体系。

2020-03-15

新冠病毒：降低病死率是抗疫的关键

在监测全球新冠病毒的发展情况时，大家关注的通常只是各国病例总数以及死亡总数，却忽略了死亡数占病例数的比例，也就是病死率。其实，病死率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疫情严重程度的关键指标，同时也最能暴露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内在弊端。

病死率因时因地而异。新冠病毒在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的病死率，而一个国家的病死率也可能因政策的调整而升高或降低。要想降低病死率，就应该减小分子，即死亡人数，同时增大分母，即检测出的病例数。增大病例数不是说要增加感染人数，恰恰相反，大规模检测能够及时发现感染病毒的人，包括那些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这样才能及时救治或隔离。及时救治能够降低死亡人数，而及时隔离就能够降低人口中感染病毒的比例，让尽可能多的人保持健康，直到研制出疫苗。这也是公共卫生专家强调大规模检测的重要原因。

目前，病死率低的国家疫情控制的都比较好。3月19日，韩国（1.06%）和德国（0.30%）病死率低，这是因为两个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检测：韩国平均每天检测15000疑似病例，德国每天检测接近23000例。有效的检测也起到保护医护人员、减轻医疗设施压力的作用，从而也可以降低或避免因医疗系统崩溃而导致的死亡，无论是新冠病毒患者的死亡还是其他病患的死亡。

台湾的疫情控制的也比较好，3月19日，病死率为0.93%。其原因是吸取了Sars防疫的经验，主动获取新冠病毒的信息，不受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和误导疫情的影响，加强本国的公共医疗系统。自2004年以来，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和欧盟成员国已经减少了每千人医院病床数量，而台湾每千人医院病床数量保持增长，全民健保在医疗质量、平等和效率上一直改善，成为世界上这些领域表现最好的国家。台湾这次防疫检测、隔离和救治及时，清空数万张隔离病床，及时对已经感染的人救治。

病死率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弊端在笔者所居的英国得到体现。截至3月19日，英国已经测出2689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位居世界第十，累计死亡人数128人，位居世界第七。然而，英国的病死率已经达到4.76%，超过了全球平均值4.10%，与欧盟各国相比，只低于意大利8.34%的病死率。为什么英国会从1月31日只有两例新冠病人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呢？

首先，英国政府几乎没有对疫情爆发做任何准备。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武汉医生已经警告这种病毒高度传播并危及生命，世界卫生组织也向各国通报武汉疫情。武汉封城已经近2个月，意大利疫情蔓延也有20天，英国医护人员现在仍然普遍缺乏防护设备，缺乏对高危人群的监测跟踪检测。3月中旬英国卫生管理部门竟然告诉正在处理救护新冠病人的医生像季节性流感一样对待它，甚至停止检测高危人群。

另外，英国保守党政府在控疫初期奉行“牧群免疫”（herd  immunity）方案，号称在全人口的60-70%感染后民众就会获得免疫力，尽管这将导致人口的1%，即大约50万人死亡。这种适者生存的做法引起广泛批评。面对社会压力，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抗疫方案，承诺要将每日检测病例提升到25000例。英国政府抗疫政策的失误源于四十年来对公共医疗经费的削减。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民医疗服务逐渐受到私有化的侵蚀。英格兰每千人医院床位从1980年的8张降低到目前的2.5张（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苏格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监测病死率还揭示出目前新冠疫情观察家普遍忽视的一个隐患，新冠病毒在叙利亚内外的难民营、在贫穷和医疗设施匮乏的地区如在非洲国家的蔓延。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牧群免疫”将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社会疏离的措施在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也会遇到挑战。

中共隐瞒疫情造成新冠病毒在全球大爆发，引发世界公共健康危机和大量生命损失。无论是从人文伦理的角度，还是本着科学的精神，降低病死率都应该是各国抗疫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如果民主与专制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那么民主国家必须将保障全民的公共健康放在首位，珍惜每一个生命，保护弱者，支援世界各地流离失所和贫困的底层人民。只有保护了最柔弱的生命，才能保护所有人的生命。

2020-3-19

新冠疫情中不可克减的权利

最近，社交媒体上盛传1920年大文豪费兹杰罗在“西班牙流感”期间写于法国南部的一封私信。信中提到“街上空无一人”，所有人“退居家中隔离”，政府让大家“囤好一个月的必用品”；甚至酒吧也都关了，“我告诉了海明威，他却给了我肚子一拳，我问他洗过手没有”。虽然这是幽默网站McSweeney’s刊登的戏仿之作，而海明威也要等到1925年才会见到费兹杰罗，不过信中描写的隔离、囤粮、对洗手的下意识，都令今天因新冠病毒宅在家中的读者莞尔。

1918年2月，在一战结束九个月之前，H1N1病毒疫情爆发，继而迅速在全球蔓延，持续两年之久，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当时没有特效药，抗疫的办法只是非医药措施，例如颁布隔离令，限制公共场所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和消毒等等。百年之后的今天，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在疫苗研制出来之前，一夜之间今人也似乎回到世界大战后萧条无助的状态之中。人类经历了百年历史演变，面对瘟疫究竟有什么进步呢？笔者以为，对黎民百姓来说，百年来形成的人权理念与机制，尤其是紧急状态下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和“有效补救措施”可以成为瘟疫期间守护自己权利、监督政府措施的一种保护工具。

防止传染病是人权的一部分，而疫情危机也会引发人道危机。基于一战与H1N1疫情所造成的苦难，1921年国联设立了国际卫生部，为各国提供防范传染病的方法。二战后建立的世界卫生组织聘请公共卫生专家研究传染病，通报并协调传染病预防，将科学卫生检疫标准引入世界各地。国际社会将公共卫生融入人权保护，通过建构国际人权公约，约束各国必须遵守的普遍人权标准。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由此要求各国政府必须采取及时预防、治疗和控制流行病，在任何情况包括紧急状态下，都不得减少其国家义务并遵循补救措施。“健康权与实现国际人权宪章中所载的其他人权密切相关，又相互依赖，包括获得食物、住房、工作、教育和人的尊严的权利，以及生命权、不受歧视的权利、平等、禁止使用酷刑、隐私权、获得信息的权利，结社、集会和行动自由。所有这些权利和其他权利和自由都与健康权密不可分”。最近，联合国60多位人权专家再次强调，疫情危机仅靠公共卫生和应急措施不能得到解决，所有其他人权必须同时得到兼顾。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通过了《锡拉库扎原则》（Siracusa Principles），对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下中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限制和可克减条款作出了严格限定，同时规定应该遵循的原则，并提出补救措施。《锡拉库扎原则》第25条：国家“可援引公共卫生限制某些人权的措施，以处理对人民健康的严重威胁，这些措施必须以防止疾病或伤害，或为伤病者提供护理为具体目标。”如果涉及限制措施，必须有法律依据，满足合法目的，绝对必要，使用最少强制性或限制性的措施，其措施必须是非任意的或非歧视的。根据这个原则，执行紧急状态的措施必须透明，并且需要接受独立审查。当使用限制措施时，必须采用最小限制性的替代方法。一些基本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克减，包括：保障生命权；禁止酷刑、禁止使为奴隶或充作奴工；在法律面前人格受到承认的权利，享有不受任意羁押的权利，被羁押者有与家人、朋友和律师及时通信的权利，被指控时有选择律师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享有思想、良心、宗教、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实施相关措施时，《锡拉库扎原则》第18条要求：“法律应规定充分的保障和有效的补救措施，以反对非法和肆意实行对人权的限制”。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一些民主国家如英国国会制定新冠法案，规定了在限制措施下政府的义务，并对政府权力作出限制，同时保障基本人权。这些国家实施的紧急状态，其措施是以防止病毒蔓延、保护公众健康为目的，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持健康的食品，隔离了易受病毒伤害的高危人群；同时也为失业人士和弱势群体提供补偿，为没有自我隔离空间的人士提供免费隔离场所。但是由于许多民主国家长期削减公共卫生经费，使医疗设施减少、服务下降，病毒蔓延时未及时为医护人员提供保护设施，也缺乏为公众持续提供防疫的基本必需品。

中共压制新冠病毒吹哨人，误导和隐瞒疫情，数次失掉防止疫情扩大的时机。在武汉封城中，当局没有保护易受病毒伤害的高危人群，造成大量死亡，未对因紧急状态而无法上班的人士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存补偿，已经违反中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时违反了国际有效补救的规定。中国政府肆意使用强制性措施、压制基本人权，关押独立调查疫情、问责当局的公民，完全违反了不可克减人权的普遍基本规范。更有挑战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共当局试图继续以压制人权的中国模式代替国际不可克减权利的标准。

2020-03-29

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新疆集中营

2017年以来，中共在新疆把愈百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进了集中营。拥挤的牢房中，被羁押者不能同时躺下睡觉，只能轮流休息；数星期不见天日，几个月不许洗澡；每天只有在服用不明药物时才有水喝；每天每人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馒头，牢房中不时有人晕倒，被拖出去，不知生死。

中共称这种集中营为“教培寄宿学校”，每天的课程是唱红歌，参加升旗仪式，高喊口号，感谢习近平，祝其长寿，用汉语学习中共“解放”和“成就”新疆的课程。“学员”违反了“学校”的规定，不能通过测试，被罚禁食、坐老虎凳、不准睡觉、甚至被殴打并被吊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有的直接被判处长期徒刑，转入另一种监狱。经过一段这种“教育”，许多囚徒被迫长时间劳动。

有幸从这种羁押 “学校”中“毕业”，回到家后，他们将不得不与亲人一起接待中共定期走访的干部，接受猪肉和酒。在斋月期间，维吾尔人必须在家制接待干部，同吃同住，近距离接受监控。如有不从，再次被送入集中营。

中共将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入集中营是70年来掠夺和殖民新疆的轨迹。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数千年来一直是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的家乡，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富，面积占中共控制地域的六分之一。中共在新疆建立了核试验基地和高污染产业，导致了数百万人患病，数十万人死亡。从1950年初，解放军改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人数超过新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是集军、政、企三位一体的殖民组织。兵团占据整个地区的要塞，抢夺自然资源，监视和镇压非汉族族群。七五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帮助大量汉人在维吾尔人聚集的南疆永久定居。1949年，维吾尔人占新疆总人口的75%，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已经变成了少数民族，备受歧视。

中共把对新疆的占领、殖民和掠夺描述为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九一一恐怖袭击后，中共在国际上使用全球反恐话语，以获取压制维吾尔人权的正当性。美国政府也视中共为反恐盟友，同意将中国当局所称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列为恐怖组织。被标示的这个组织的境外人士自称他们制造了在中国内地和新疆的系列恐怖袭击，但是没有独立可检验的证据证明这些恐怖袭击与他们有关联，这些境外人士从来不能代表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权利的维吾尔人，他们在维吾尔人中也缺乏影响。中共利用这些境外人士的自我宣传作为压制境内维吾尔人权的借口。

中共将新疆作为“一带一路”与中东和欧洲贸易的中枢，纳入了全球物流和供应链，以反恐话语、去极端化，加快强制突厥民族汉化。中共把维吾尔和哈萨克民族文化视为对其帝国发展和扩张的主要障碍，强迫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与汉人通婚，稀释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化和人口，禁止使用甚至烧毁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书籍，强迫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习俗，拥护中共，忠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将认为不忠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入集中营，其中包括与境外有联系或访问过其他国家、年龄在15-50岁的人。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的孩子被送入孤儿院，集中接受汉化教育。

自从武汉封城后，官方严控新疆集中营新冠病毒消息，疫情期间与维吾尔人有关的民间消息有两条，一条是一些省疫情高峰期工厂无人工作，带着口罩的维吾尔年轻人被转移到这些工厂工作，尽管被传染的风险很高，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否则将被送入集中营。

另一个消息是在疫情期间，像许多武汉人，维吾尔人必须留在室内。维吾尔人没有时间做防疫准备，因此只能依靠运送的食物。等待食物的时间很长，年轻的维吾尔族男子呼救：“我快饿死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快饿死了。食物什么时候来？ ”一位离开家被拦截的维吾尔老人问：“我应该吃楼房吗？”维吾尔人冒险外出购买食物，被威胁送入集中营。新疆集中营疫情消息仍是空白，有报道中国已经有三省五座监狱和少管所500多名看守和囚徒被感染。新疆集中营过度拥挤，恶劣的卫生条件，情况可能更糟。

集中营是专制政府或殖民当局为大规模清洗他们定义的异己、危险、不良人士或外族人士而建立的大规模拘留场所。中共70年来以集中营模式统治占领地区，劳改和劳教营、学习班、教育转化中心、收容教育，强迫被羁押者劳动，牟取巨额利润。新疆集中营以种族清洗和汉化为目的，是中共维持经济增长和扩张帝国霸权的方式。

2020-04-05

防护服与护官符--新冠疫情的两个PPE

瘟疫是语言的催化剂。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日常生活中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新词：N95、封城、禁足、牧群免疫、压平曲线、社交距离、股市熔断等等。最近这几天英国媒体上最常听到看到的词是PPE，即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的缩写。奋斗在生死之间的前线医护人员每日向政府呼救：PPE短缺。迄今为止，前线医护人员已有50多人死亡，而政府承诺的PPE仍然供不应求。

瘟疫之前的生活恍若隔世。以前，在英国提起PPE，一般指的是政经哲专业。这是一个集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为一体的交叉学科，首创于一百年前的牛津大学，又为其他大学纷纷效仿，可谓通向权力中心的阶梯，为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精英提供关系网络。英国前任首相卡梅伦、现任财务大臣苏纳克和现任卫生大臣韩考克都是牛津PPE毕业。

媒体大亨默多克也出身牛津PPE，读书期间曾把列宁半身像放在壁炉架上敬仰，后来转而支持保守党，在撒切尔的暗助下收购了影响英国中上阶层的综合性报纸《泰晤士报》。1995年，保守党支持率下降，默多克开始支持布莱尔的新工党，布莱尔上台后延续保守党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政策，后来又当了默多克女儿的教父，使利益纽带又裹上一层密切的私人关系。

《红楼梦》里贾雨村听门子讲官场护身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种一荣俱荣的官场保护网在去年英国大选中也有类似的笑话。按照惯例，作为公共广播电台的BBC应该以采访挑战所有首相候选人，但是节目主持人内尔只采访了工党候选人科尔宾，对保守党候选人约翰逊的拒绝受访显得束手无策。当时有人戏言，建议内尔动用《旁观者》周刊的关系网：内尔本人是《旁观者》控股公司的主席，约翰逊曾任《旁观者》主编，而《旁观者》现任副主编的丈夫卡明斯是英国脱欧设计师，也是约翰逊的首席智囊。

百年不遇的瘟疫让人看到两个PPE之间的巨大反差：牛津PPE专业出身的卫生大臣不能为前线医护人员提供最基本的PPE防护装备。医疗系统捉襟见肘，是精英统治集团长年来实施劫贫济富缩减公共健康开支的恶果。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治精英已经习惯于与中共专制集团交换利益，充耳不闻武汉医生的哨声，又傲慢短视，不向东亚民主国家台湾和韩国学习，坐失防疫良机，导致医疗系统超载，疫情高峰持续，造成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死亡。

瘟疫暴露了统治集团的自私与无能，也凸显出来危机中真正的中流砥柱：医生、护士、急救师、清洁工、公交司机、邮递员、照护老人的工作人员等等。现在英国政府将他们列为核心工人，还号召大家每周四晚八时向他们鼓掌致敬。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2017年英国国会讨论增加护士等核心工人的最低工资时，现任首相和主要内阁成员当时都投了反对票。2018年，在社会压力下，保守党政府将护士的最低工资提高少许，但远低于零售物价的上涨幅度。很多护士年收入仅两万英镑左右，买不起房子，只能一家租用拥挤的公寓，还要长期依靠食物赒济（food bank）维持生计。

两个PPE的对峙，是防护服与护官符的交锋。一个本是溯源人类文明、探索正义平等的学科，却沦为权力意识形态的注脚和裙带特权集团的网络，这也是为何中共专制官产学媒利益集团能够轻而易举嵌入这种同质网络的原因。另一个防护装备卑微但却是医护工人保护生命、救治他人必不可少的工具。核心工人处境不仅事关防疫的成败，更说明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远未完成。改变的首要之务是取消特权，保障平等，使社会下层对决策过程、分配方式能够有实质意义地参与和制约。

2020年4月19日

新冠疫情中的工会、抗议和罢工

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世界不少地区都发生了劳工包括医护人员的罢工，他们不仅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是在保护公共健康。这些工人是病毒危机前线的战士，只有有效地保护自己，使自己不成为传染源，才能有效地救治或帮助他人。新冠疫情中工人的罢工、抗议和独立工会暴露了与公共健康密切相关的各国制度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后，香港医护人员举行了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罢工原因是香港政府在疫情蔓延初期放任自流，未及时预警，也未使用有效措施鉴别和控制新冠病毒的流动状况。因救治病毒患者，数名医护人员出现症状。香港医护人员对17年前SARS爆发记忆犹新，疫情期间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占总感染人数的两成，香港死亡人数、医护人员死亡在各国中都仅次于中国。1月26日，占香港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五分之一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公开提出诉求，包括对医护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设施，提供足够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公开承诺不秋后算账。但是香港政府拒绝回应。2月1日医管局员工阵线举行大会，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支持罢工。香港政府仍拒绝对话。2月3日，医护人员开始罢工，连续四天罢工，参与罢工的医护人数从几百名上升到数千人。支持工会诉求的部分医护人员继续医护重症病人。反送中以来，香港民众形成了共同争取权利的共识，广泛支持罢工医护人员的诉求，抗议中共在香港代理人无视公共健康。香港政府迫于压力，满足了罢工医护人员的部分要求。2月7日，员工阵线投票决定延迟继续罢工。香港当局表示以“旷工”或“缺勤”惩处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

与香港相比，中国禁止独立工会，官方工会成为中共党政机构压制工人权利的工具。在中共党政机构和警方训诫疫情吹哨人时，所有官方工会包括医院工会都没有任何异议。被中共宣传的抗疫速度和模式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在缺乏防疫的工作环境下，由农民工加班加点建成，但是他们的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承建商和包工头盘剥了六分之五。2月中以来，他们通过微信要求兑现应付的工资，他们的微信被删除。缺乏独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平台，使农民工的权利更无法保障，目前只有22%的农民工有基本医保。一亿多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在疫情中，由于封城、增加社交距离和保护高危人群，对邮递业务需求不断增加，保护工人健康，也关系到疫情的控制。亚马逊仓库违反意大利政府与工会商议在新冠病毒期间保障工人安全的规定，导致罗马附近亚马逊两个工作场所的工人感染，三月中旬，当地工人开始组织罢工和法律诉讼。3月30日，美国纽约州史坦顿岛亚马逊仓库工人被感染后，工人罢工要求资方保护，公司直接把组织罢工的工人克里丝森·斯矛 丝（Christian Smalls）开除。许多工会和工人要求保护措施声援斯矛丝，对亚马逊公司决定开除斯矛丝的调查正在进行。

与公共卫生相关行业也面临挑战。自疫情爆发后，英国公共交通运载了大量医护人员，但运输工人缺乏保护，截止4月12日，14位公交系统的工人死亡（其中12名司机）。公共交通工会已经要求对公交车的触点进行额外清洁，对驾驶员周围的屏幕进行密封，为所有人提供消毒剂，以及将离驾驶员最近的乘客座位置于2米外，乘客从公共汽车中后门上下车，彼此保持距离，以确保驾驶员和其他人士的安全。严格的保护措施已经开始实行。对仍然缺乏保障的公司实施暂时停运。

疫情期间工人的罢工和抗议，反映了长期以来许多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利润优先，损害工人权利。利润主导产生了大量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工人，这些工人更难组织工会，许多工人被迫在健康与生存之间选择，被迫暴露在病毒/有害环境下工作，其后果不仅这些工人受害，而且他们的家人和社区也成为受害者。

保护独立工会和罢工权利是民主国家有别于专制国家的重要区别，民主国家应该对工人权利有更好的保护。民主不只是政治民主，而且也需要经济民主，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工人，而工人参与经济决策，防止大部分经济成果只被少数人占有，才有可能保护真正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健康。

中共与跨国资本集团

新冠病毒从中国走向世界导致全球经济停摆后，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作用引发了很多讨论。认清中国统治集团的本质是一个首要问题。想要说明中共CCP英文缩写中间那个C到底是共产主义（communist）还是资本主义（capitalist），就像百余年前面对德国幽默杂志上刊出的鸭兔错觉图，从左向右看是只鸭子，从右向左又看出了兔子。中共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斡旋中也是左右逢源，对左翼政党打出社会主义旗号，与右翼政府做资本交易心心相映。本文试从中共在拉美国家的扩张轨迹粗略说明它与跨国统治集团的关系。

1970年，智利左翼社会主义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赢得智利大选，中共随即与智利建交。作为中共在南美地区第一个建交的国家，智利成为中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进入拉美市场的主要踏板。阿连德上台后推行大型铜矿业、医疗行业公有化，继续推动土地改革，为此触犯了大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和智利上层保守势力的利益。1973年，智利军方领导人发动血腥军事政变，导致阿连德死亡以及数千平民被谋杀或失踪，推翻了智利持续近50年的民主体制，使智利人民在军事独裁政权生活下长达17年。当时世界上自称社会主义由共产党统治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与智利断绝了外交关系，只有中国和罗马尼亚继续与智利军政府保持外交，继续扩大与拉美国家的贸易。

1990年代末，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集团、高通银行、摩根大通等欧美银行纷纷雇佣中共太子党，在中国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通过勾结中共的官产学媒网络建立了中国市场关系网，与中国国有银行一起牟取垄断暴利。中共太子党集团也以此在外资银行或金融机构中成为合伙人，进入世界金融体系，更全面地占领拉美市场。

2007年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开发银行在拉丁美洲投资，向这个地区的政府和公司提供了约1420亿美元的贷款。除了这两大国有银行外，中国地方基金也提供了350亿美元的贷款。在对所有公共部门贷款中，中国将一半以上集中在采矿行业，从而使中国成为与拉美国家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2018年，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铜、铁、石油和大豆几乎占其同类出口的70％，中国已经是这个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 2019年，中国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的最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能够如此快速增加，是因为中国国有银行执行中共的经济扩张政策，向拉美国家提供大量贷款。而中国国有工行、中国银行和开发银行的股票是由贝莱德、富达、汇丰、摩根大通、景顺、先锋、瑞银、扣子树等欧美跨国金融投资公司持有的。中国石化、中国电信和中国铁路工程等其他中国跨国公司的结构与这些中国银行类似。中共通过持股基金掌握对它们的控制权，而欧美虽然可以分享利润并且可在投资策略上发言，但是不得不听从中共的整体经济战略。中共以贷款和投资作为网罗和积累国际资本的重要手段，逐步将国际资产阶级整合进入中共主导的跨国资本集团。

中共在拉美对自称左翼的政府表示政治上的同情，使用反殖民话语，让不少寻求独立于美国的拉美国家视其为反美同盟。尤其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债权人和美国发生冲突后，这些国家政府更需要中共提供的贷款和投资来缓解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中国国有银行和跨国公司成为中共在拉美扩张的主要力量，而中共主导的跨国资本集团与当地资本集团和政客合作抢占当地土著人民的土地，掠夺资源，迫害土著活动人士，压制他们的权利。中共打着反殖反帝的旗号，实质成为在拉美扩张争霸的新帝国。

所谓“中国梦”就是中共在全球建立霸权的野心。中共已经通过跨国资本和左右逢源的话语建构起一套霸权网络，将欧美民主国家的政客、媒体和学术精英也囊括其中。在疫情中，我们需要检视当下全球的政治经济制度，思考如何达成正义的世界秩序。

2020-04-26

中共的武器交易和军费开支

2018年以来，中共开始公开鼓吹“天下之治”，不再掩饰争霸世界的野心。“中国梦”体现在军事开支的快速增长和武器供应链的延伸。中国从区域帝国扩张为世界帝国，加剧了世界各地冲突地区的动荡不安。

如果冷战结束以柏林墙倒塌和华约解体为标志，那么对许多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和朝鲜半岛而言并无太大意义。这些地区一直是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各帝国争夺的冷战、热战混杂地域。中共争夺区域霸权从支持朝鲜进攻韩国开始，然后出兵扶持这个地区自己代理人发动的战争。韩战结束后，中共继续为朝鲜家族独裁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其成为与其他帝国争夺霸权的棋子。而1960年代以来中越关系的轨迹，充分反映了中共与其他世界帝国在东南亚和南海争夺霸权的记录。

1989年，中共镇压了国内和平示威的民主运动后，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中共向俄国购买了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经过十几年改造俄罗斯的军事技术，目前拥有数量庞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配备的核弹头数量可以摧毁世界各地数百个目标包括城市。中国已经成为多项常规武器的最大生产国。中国虽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是无视条约规定，反而向朝鲜、巴基斯坦和伊朗输入核武器技术。2000年后，中国成为这三个国家常规武器的主要供应国，这些国家又将中共提供的部分武器销售扩散到中东和其他地区。

中共借助一带一路的经济投资和贸易往来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直接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技术援助，成为这些地区武器交易增长最快的国家，在这些地区形成武器供应链，并在处于连接欧洲和亚洲枢纽的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同时正在一带一路区域建立更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武器交易的背后是中共专制集团与武器供应链国家精英集团巨额利益交易。中共将武器交易作为世界政治经济重要的强势流通货币，刺激内部经济，同时也将这种交易作为外交手段的一部分，成为中共支持其盟国政府镇压平民和平抵抗或该国内部集团消灭异己的军事手段。中共向叙利亚专制政府出售武器包括火箭炮和集束弹药，袭击非军事目标，已经导致超过三十万平民死亡，数百万平民逃离家园。中国向也门、沙特、塞拉利昂和苏丹出售武器，扶植亲中共势力，加剧这一地区的冲突。2018年，仅也门每周近百名平民死于冲突。

2008年至2019年，中共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比例从5.8％增至14％，军费开支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增幅最大。尽管从2016年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国防支出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中共宣布2019年的国防支出仍以7.5％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6%的增长率还要高，而中共实际的军费开支比官方公布的更高。

中共极权制度对军事信息更全面更严格的控制和检查，主导了国际更紧密和隐蔽的武器交易利益集团，加之中共已经将各国精英和资本家整合进入其主导的跨国资本集团，对类似于中共版本伊朗门的曝光、调查和追责将更加困难。中共的武器交易如同它的领导人和太子党的海外存款，是最缺乏透明的领域。联合国目前已经有130个国家签署了《武器贸易条约》，而中共仍然拒绝签署这个公约，使国际社会对它在全球的武器交易更难制约。

一百年前世界陷于瘟疫、饥荒、新旧帝国之间的局部战争终于导致世界大战。一百年后，人类有尊严的生存面临更大的威胁。在武汉疫情还处于高峰期的时候，中共军机绕行台湾、穿越台湾海峡中线，这种挑衅和恐吓只会将世界推向危险边缘。

2020-05-03

六十年前的两份杂志：《星火》和《自由中国》

天干地支，六十轮回。今年又逢庚子，大疫。疫情高峰时，中共军机数次环绕台湾，与上次庚子年的作为如出一辙。那时中国大陆爆发大饥荒，中共炮轰金门。六十年来，中共一党专制依旧，对台湾的威胁越演愈烈，但是台湾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民主转型。对比两岸六十年来的不同轨迹，要从两份在两岸分别遭到封杀的刊物谈起：大陆的《星火》和台湾的《自由中国》。

1950年代末，中共已经建立了严格限制流动迁徙的户籍制度和单位体制，全面地控制社会和个人，对教育界不间断的整肃，实施党化教育，对所有报刊和书籍进行严格控制审查。1960年1月，一些因言获罪被大学开除的学生，如兰州大学的张春元和北京大学的林昭等，在劳教地点甘肃省天水地区秘密印刷出版了《星火》杂志。他们以书信和刊物的方式组织了跨社会阶层和跨地域的网络。《星火》创刊号直指中共是政治寡头的法西斯政权，利用农民革命夺权，成功后却反而剥夺农民土地，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以压榨和剥削农民为代价实现国家工业化。《星火》主张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启蒙，让民众认识当代统治者的本质，将他们自发的反抗变成自觉的联合行动，以摧毁当代法西斯政权，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同年9月，《星火》印刷第二期时被告密，43人被捕，大部份人在劳改营中渡过十九年，四人在关押期间死亡，林昭在关押时继续以血书反抗，张春元在狱中组织反抗，后来两人都被枪决。

1960年，台湾仍处于戒严状态，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对报纸、广播进行控制审查。已经运营了11年的《自由中国》杂志在9月份被迫关闭，编辑、工作人员和作者纷纷获刑或被软禁。这是因为《自由中国》在近年突破智囊角色，越来越多地批评国民党独裁，倡导民间自主意识。其主要主张包括：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提倡学术教育独立于政治；倡导言论自由；反对限制和平集会；反对军队政党化；主张出版新闻自由；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三次连任；反对一党专政，呼吁组党自由；保障选举程序中的独立监票；主张台湾自治而不是党治。《自由中国》曾尝试与台湾反抗力量联合组织新党和民主党，反对国民党专制。杂志被封更促成了台湾社会将争取民主与争取人民自决权结合起来，台湾独立运动也逐渐成为一支主导力量。

1964年初，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也是第一个西方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与中华民国断交。同年秋，谢聪敏、魏廷朝、彭明敏联合起草了《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宣言主张：台湾正在展开一个自救运动，人民不愿受共产党统治，但也不愿接受蒋介石的非法政权。三人在印刷宣言时被捕。在高压环境下，文字狱盛行，王凤池因书写新诗《故事》获刑，柏杨因图解大力水手漫画被判监禁。

与岛内的镇压相比，侨居美国的台湾人可以更直接地表达反抗意志。《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传到海外，由全美台湾独立联盟编译，1966年发表于《纽约时报》。全美台湾独立联盟出版的《Formosa Gram》（台湾通讯）和《Independent. Formosa》（独立台湾），是海外台湾活动人士交流和自我教育的重要平台，参与组织反抗国民党专制、主张台湾独立的抗议活动。一些台湾留学生还在美国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反核武运动、环保运动、反南非种族隔离运动。1970年，郑自才、黄文雄、黃睛美和赖文雄在纽约试图刺杀蒋经国未果，之后黄文雄、郑自才被捕，台湾留美学生凑足高额保释金，将二人保释，得以流亡。

1971年林彪事件使大陆更多的人从愚昧忠诚中醒来。同年10月，中共国际实力上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占据联合国，同时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共在国际上使用更多机制压制台湾，使台湾社会的自主意识上升。台湾民间刊物《大学杂志》倡导民主，《台湾政论》讨论台湾人如何有效参与立委增额选举，掌握自己的命运。1976年4月，大陆民众借清明之机书写大字报和诗歌反对四人帮，影射毛泽东为当代秦始皇。

从1960年到1970年代中，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从个人专权和崇拜高峰走向死亡。六十年前的两份被封杀的刊物成为两岸民主运动的重要借鉴资源。经历了1960-1976年民间的反抗，台湾社会与中国社会都进入了更有创造性、规模更大的民主运动时代。

2020--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