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记者安德烈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的采访, 原文链接http://www1.rfi.fr/actucn/articles/113/article_13842.asp
1989年六月三号，历时一个半月的八九民主运动将以悲剧告终的前夜。邵江，21岁，北大数学系学生，北高联常委。六月三号夜间，大军压境，杀机四伏，在天安门广场昼夜坚守的邵江预感要出事，晚十点半左右，离开广场纪念碑，去看其他住在帐篷里的同学，希望劝说大家或者回校，或者向纪念碑附近集中。然而他走到长安街不久，就亲眼目睹了军队开枪杀人的情况。当年在六四凌晨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邵江，目前在伦敦流亡。他向我们回顾了1989年6月的那个血腥的夜晚。3号晚间十点多，他离开纪念碑不久后就看到了军队在开枪。
我在燕京饭店看到军队开枪杀人
“我顺着长安街走，就听到了戒严部队的通告。这时我就沿着西长安街往下跑，一直跑到燕京饭店一带。这时就听到了枪声。突然间看到人流往我这个方向跑，我还没有回过味来，就看到了坦克，装甲车，装满士兵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快速地在主街道上开。人群在人行道上奔跑。军队的车辆开到燕京饭店一带就开枪了。向人行道上开枪。我们很多人就赶紧爬到地下。我们听说军队在木樨地已经开枪了，木樨地离燕京饭店只有半公里左右，但是当时在燕京饭店迎向军队的人群可能并不一定认为那边真的开枪了。等到军车开过去了，就看到路面上有血迹。人行道上也有被射伤的，被射死的。很多人又害怕又愤怒还跟着军车跑。
“为什么跟着军车跑呢，我当时是想去看一看堵军车的情况，能不能堵住？还想看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可能是下意识的，可能就是想往天安门广场跑。我觉得广场会出事，会出大事。就急着往回跑。军车跑得快呀，但我还是能看到它往天安门方向走。一直到西单路口。在这一路上，你都能看到有人被射倒，一路上都有血迹。有的躺在马路中间，有的躺在人行道上。军车开枪实际上就是要杀开一条血路。很多在大街上的人这时全都赶紧撤到人行道上。军车前进时一路上都碰到路障，但路障不太管用。一直到西单路口那个路障，是用好几层公共汽车拦着路，结果军车花了许多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目睹了军队用坦克撞路障，然后继续向路边的人开枪的情景。我在现场看到一个医生，他想去救一个人，就举起手，穿着白大褂，就喊：我是医生。他就慢慢往过走。还喊着：不要开枪，他很快就被射倒了。
从南池子绕回天安门广场时看到军队在打胡同
邵江这时彻底意识到军方发动的是一个军事行动，到了这一地步事情已无可挽回。不管你和平抗议也罢，你采取公民抵抗的方式也罢，对军队来说都毫无作用。这时邵江就想重返广场说服同学撤离。
“但那时你已经不可能沿原路回到天安门了。因为西单这边部队是从西边开进来的。我估计人民大会堂里头的军队会跟他们配合行动。还有一部分可能从东面开过来。我当时不能确切知道西单广场的情况，我就知道很多人都绕开走，所以我也绕了。往北穿进去，然后再进到南池子。这时看到有一些步行的士兵。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分散行动。有一部分是跟着坦克车，在军车上；还有一部分是分散的、步行的。所以在南池子又看见军队进到南池子街里头打胡同。胡同里有人喊：法西斯 ! 扔石头。军人就开枪了。离我不太远，有一个人被射倒了。有的就在房顶上被射中了。我躲在一个建筑的后面，那个射倒的人离我不很远。等枪声过去了，士兵们向广场方向跑去，这时，我就抬过一个人。刚才我在西单路口也抬过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身上怎样，天很黑，我也看不清。我就想进到广场。这时我已看到部队从东边过来了，就是从北京饭店那边过来。所以我就赶紧从南池子口穿过一条路，然后直接穿到历史博物馆。我不敢直接进去，因为部队已经从金水桥那边往东边开。开始布防。我怕被射中。从南池子出来的时候，很恐惧。然后从历史博物馆那边穿出去，到了历史博物馆前面，然后再往纪念碑方向走，那一段路非常黑，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跑了。那是真的怕被冷枪打中，这样我就一直跑到了纪念碑。
劝说四君子与军方谈判
邵江从外面冒险再回到天安门广场以后，就是要说服大家撤离广场。他在南池子听到一个在现场的红十字会的医生讲，整个长安街上已经被打死大概两千人了。邵江想，在这种情况下，再死两千人，恐怕都不能阻止军队的屠杀。他下决心要说服也在广场支持学生的周舵和侯德健直接跟军方谈判。
“我就跟周舵建议：‘周老师，你现在绝食，脑子还清醒吗？’周舵说，‘没问题，还清醒’。我就给他讲，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就说已经死了很多人，流血已经够多的。我想建议大家撤退。但这么多人，很难集体撤退，风险非常大。我给周舵说，你能不能跟侯德健找军队去谈判。因为你头脑很冷静，侯德健名气很大。他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周舵和侯德健去谈判。刘晓波，高新守在广场。因为我发现广场有散见的枪支，我就跟周舵说，不要说开枪了，就是扔一个石头，整个周围的人恐怕都要遭殃。既然是和平的方式，那就把和平非暴力坚持到底吧。我们不准备军事对抗，把看到的枪都砸了。纪念碑上当时至少有两支冲锋枪，刘晓波带头砸。
周舵侯德健去了两到三次。举着白旗去的。有一个医生陪着他们。第一次跟军方交涉说可以。当时，在纪念碑这边，刘晓波，高新用喇叭劝大家一直要保持和平非暴力方式，而且劝大家说中国民主化进程很长。所以我们这些广场的人都必须为中国民主化努力。周舵和侯德健回来后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同时传达了谈判的结果：六点以前要撤离，军方说否则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我们就用喇叭跟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交流。我草拟了一份东西，以北高联的名义广播，让大家和平撤离。封从德也在上头讲要和平。一直到四点钟左右。周舵最后一次同军队交涉完回来再劝，大约是早晨四点二十左右。封从德开始主持表决。我那时在纪念碑第三层，面对人民大会堂方向，就看到坦克慢慢往纪念碑方向开，压帐篷。
坦克压帐篷的情况
这时，一颗子弹射到喇叭上，喇叭打哑了。我看到士兵从人民大会堂那边，一对一对的匍匐前进。坦克从北面往南压帐篷。枪声一完，士兵就上来了。平举着枪，呵斥学生。然后推搡。我看到很多坐在纪念碑北面的学生遭到践踏，有些人被踩到底下了。我也被赶到下面，那面的人被踩成了什么样就不知道。然后坦克就把纪念碑封起来。我们就按照周舵谈的往前门方向撤走。在离纪念碑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我停下来想看看帐篷里面是否还有人，就转身跟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能不能让我回到帐篷里看一眼，他没说话，旁边一个士兵就把枪口压低了，我就赶紧走了。
帐篷里是否还有学生，我看不全。晚11点以前，我会看一眼，里面的人睡着了，我就跟他说，你别睡了。要么去纪念碑，要么就想别的办法走。那时候我看不全，所以我不知道帐篷里头还有没有人。
周舵他们与军方达成六点以前撤出天安门的协议。但军队没有给学生留下一点时间就冲过来了，根本没有等到六点，军队在四点半左右就动手了。
我赶紧往西南口走，出了这个口，就看到梁二，陈真，还有几个香港学生，拉了一排纠察队，面向南面，阻挡市民和学生。劝许多想进到广场的市民和学生离开。我也拿起喇叭劝他们。说如果不离开广场，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下手。我正说着呢，有一个朋友冲我招手，让我出去。我一出去，他问我你的T恤怎么了？我一看，上面有血。他说赶紧走。我就跟他走了。转小胡同，胡同里的市民给我套上一件夹克衫遮住血迹。最后回到北大大概早晨九点多钟的样子。
逃亡 秦城监狱 流亡
邵江第二天就离开了北大。随后辗转全国，四处躲藏，89年8月30号在珠海与澳门相接的伶仃洋偷渡时被抓 。最后关进秦城监狱。前后囚禁十八个月。1997年流亡，现在英国伦敦定居。
我在燕京饭店看到军队开枪杀人
“我顺着长安街走，就听到了戒严部队的通告。这时我就沿着西长安街往下跑，一直跑到燕京饭店一带。这时就听到了枪声。突然间看到人流往我这个方向跑，我还没有回过味来，就看到了坦克，装甲车，装满士兵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快速地在主街道上开。人群在人行道上奔跑。军队的车辆开到燕京饭店一带就开枪了。向人行道上开枪。我们很多人就赶紧爬到地下。我们听说军队在木樨地已经开枪了，木樨地离燕京饭店只有半公里左右，但是当时在燕京饭店迎向军队的人群可能并不一定认为那边真的开枪了。等到军车开过去了，就看到路面上有血迹。人行道上也有被射伤的，被射死的。很多人又害怕又愤怒还跟着军车跑。
“为什么跟着军车跑呢，我当时是想去看一看堵军车的情况，能不能堵住？还想看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可能是下意识的，可能就是想往天安门广场跑。我觉得广场会出事，会出大事。就急着往回跑。军车跑得快呀，但我还是能看到它往天安门方向走。一直到西单路口。在这一路上，你都能看到有人被射倒，一路上都有血迹。有的躺在马路中间，有的躺在人行道上。军车开枪实际上就是要杀开一条血路。很多在大街上的人这时全都赶紧撤到人行道上。军车前进时一路上都碰到路障，但路障不太管用。一直到西单路口那个路障，是用好几层公共汽车拦着路，结果军车花了许多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目睹了军队用坦克撞路障，然后继续向路边的人开枪的情景。我在现场看到一个医生，他想去救一个人，就举起手，穿着白大褂，就喊：我是医生。他就慢慢往过走。还喊着：不要开枪，他很快就被射倒了。
从南池子绕回天安门广场时看到军队在打胡同
邵江这时彻底意识到军方发动的是一个军事行动，到了这一地步事情已无可挽回。不管你和平抗议也罢，你采取公民抵抗的方式也罢，对军队来说都毫无作用。这时邵江就想重返广场说服同学撤离。
“但那时你已经不可能沿原路回到天安门了。因为西单这边部队是从西边开进来的。我估计人民大会堂里头的军队会跟他们配合行动。还有一部分可能从东面开过来。我当时不能确切知道西单广场的情况，我就知道很多人都绕开走，所以我也绕了。往北穿进去，然后再进到南池子。这时看到有一些步行的士兵。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分散行动。有一部分是跟着坦克车，在军车上；还有一部分是分散的、步行的。所以在南池子又看见军队进到南池子街里头打胡同。胡同里有人喊：法西斯 ! 扔石头。军人就开枪了。离我不太远，有一个人被射倒了。有的就在房顶上被射中了。我躲在一个建筑的后面，那个射倒的人离我不很远。等枪声过去了，士兵们向广场方向跑去，这时，我就抬过一个人。刚才我在西单路口也抬过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身上怎样，天很黑，我也看不清。我就想进到广场。这时我已看到部队从东边过来了，就是从北京饭店那边过来。所以我就赶紧从南池子口穿过一条路，然后直接穿到历史博物馆。我不敢直接进去，因为部队已经从金水桥那边往东边开。开始布防。我怕被射中。从南池子出来的时候，很恐惧。然后从历史博物馆那边穿出去，到了历史博物馆前面，然后再往纪念碑方向走，那一段路非常黑，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跑了。那是真的怕被冷枪打中，这样我就一直跑到了纪念碑。
劝说四君子与军方谈判
邵江从外面冒险再回到天安门广场以后，就是要说服大家撤离广场。他在南池子听到一个在现场的红十字会的医生讲，整个长安街上已经被打死大概两千人了。邵江想，在这种情况下，再死两千人，恐怕都不能阻止军队的屠杀。他下决心要说服也在广场支持学生的周舵和侯德健直接跟军方谈判。
“我就跟周舵建议：‘周老师，你现在绝食，脑子还清醒吗？’周舵说，‘没问题，还清醒’。我就给他讲，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就说已经死了很多人，流血已经够多的。我想建议大家撤退。但这么多人，很难集体撤退，风险非常大。我给周舵说，你能不能跟侯德健找军队去谈判。因为你头脑很冷静，侯德健名气很大。他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周舵和侯德健去谈判。刘晓波，高新守在广场。因为我发现广场有散见的枪支，我就跟周舵说，不要说开枪了，就是扔一个石头，整个周围的人恐怕都要遭殃。既然是和平的方式，那就把和平非暴力坚持到底吧。我们不准备军事对抗，把看到的枪都砸了。纪念碑上当时至少有两支冲锋枪，刘晓波带头砸。
周舵侯德健去了两到三次。举着白旗去的。有一个医生陪着他们。第一次跟军方交涉说可以。当时，在纪念碑这边，刘晓波，高新用喇叭劝大家一直要保持和平非暴力方式，而且劝大家说中国民主化进程很长。所以我们这些广场的人都必须为中国民主化努力。周舵和侯德健回来后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同时传达了谈判的结果：六点以前要撤离，军方说否则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我们就用喇叭跟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交流。我草拟了一份东西，以北高联的名义广播，让大家和平撤离。封从德也在上头讲要和平。一直到四点钟左右。周舵最后一次同军队交涉完回来再劝，大约是早晨四点二十左右。封从德开始主持表决。我那时在纪念碑第三层，面对人民大会堂方向，就看到坦克慢慢往纪念碑方向开，压帐篷。
坦克压帐篷的情况
这时，一颗子弹射到喇叭上，喇叭打哑了。我看到士兵从人民大会堂那边，一对一对的匍匐前进。坦克从北面往南压帐篷。枪声一完，士兵就上来了。平举着枪，呵斥学生。然后推搡。我看到很多坐在纪念碑北面的学生遭到践踏，有些人被踩到底下了。我也被赶到下面，那面的人被踩成了什么样就不知道。然后坦克就把纪念碑封起来。我们就按照周舵谈的往前门方向撤走。在离纪念碑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我停下来想看看帐篷里面是否还有人，就转身跟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能不能让我回到帐篷里看一眼，他没说话，旁边一个士兵就把枪口压低了，我就赶紧走了。
帐篷里是否还有学生，我看不全。晚11点以前，我会看一眼，里面的人睡着了，我就跟他说，你别睡了。要么去纪念碑，要么就想别的办法走。那时候我看不全，所以我不知道帐篷里头还有没有人。
周舵他们与军方达成六点以前撤出天安门的协议。但军队没有给学生留下一点时间就冲过来了，根本没有等到六点，军队在四点半左右就动手了。
我赶紧往西南口走，出了这个口，就看到梁二，陈真，还有几个香港学生，拉了一排纠察队，面向南面，阻挡市民和学生。劝许多想进到广场的市民和学生离开。我也拿起喇叭劝他们。说如果不离开广场，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下手。我正说着呢，有一个朋友冲我招手，让我出去。我一出去，他问我你的T恤怎么了？我一看，上面有血。他说赶紧走。我就跟他走了。转小胡同，胡同里的市民给我套上一件夹克衫遮住血迹。最后回到北大大概早晨九点多钟的样子。
逃亡 秦城监狱 流亡
邵江第二天就离开了北大。随后辗转全国，四处躲藏，89年8月30号在珠海与澳门相接的伶仃洋偷渡时被抓 。最后关进秦城监狱。前后囚禁十八个月。1997年流亡，现在英国伦敦定居。
公民广场
邵江 北高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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