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林昭，大约是1987-1988年。那时我在北大读书，经常与学长、老师讨论历史，从而知道了许多北大右派的名字：陳奉孝、張景中、楊路、劉奇弟、譚天榮、林昭…….但我不知道他们被打成右派后的经历。
1991年底，拜访北大故友，听他们讲述林昭的仗义直言，被打成右派，狱中血书，張元勳巧计探望，林昭被杀后，当局向林母索要五分钱子弹费，林母疯，流浪上海街头，不知所终。听后震撼不已。
我出狱后，自感不是英雄好汉，但也不是孬种。听到林昭后，只有惭愧。
1989年6月3日，长安街和南池子，看到市民、学生流血和死亡，回广场，请求周舵和候德建去找军队谈判，自己留在广场，与其说是为了劝阻学生市民离开，不如说自己没胆再在长安街奔命了。因此没有陪同周舵和候德建找军队谈判。周舵、候德建和宋松，当时所冒风险，言辞难以形容。
被捕后，我采用少年时期练就的本领，避实就虚，避重就轻。除了在广东被捕两周内，犯了一个错误，导致几个在广东帮助我的朋友，被传讯几次以外，后来的提审，尽管如车轮战，也没再出错，重大问题都设法搪塞过去。当时因为方励之、李淑贤老师和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国际社会的呼吁，以及我母亲在台湾参加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葬礼，这一切都促成我早日出狱。对自己在监狱内外的言行，时有不安，但更多的时候，自我辩解。林昭的经历，除了让我惭愧，还让想起我的生长历史。
1979年大概是中共执政以来，人们公开讨论社会问题和自我启蒙非常重要的一年。那时我在呼和浩特市开始上中学，下学后经常去几个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看大字报。其中数篇涉及“内人党案” ，令我终身难忘。后来我又读完了《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对中共的制度有了怀疑，希望做一番什么。
1979到1980年，胡耀邦主持对右派案部分平反，我奶奶得到批准与我死去的爷爷复婚。先前我只知道有一个病死的爷爷，不知他因右派死去。这也促使我探索研究祖辈历史。说探索和研究，是因为我父母怕我惹事，在70-80年代从不告诉我敏感历史，有些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有些是他们自我保护再叙述版本。祖母和外祖母从80年代开始选择性地述说。我那时开始学习旁敲侧击，正话反听，反读报纸和资料的本领。
到1984年，我大致了解了一些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历史。
我爷爷邵仲雄，北洋大学水利系毕业，30年代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水利部门任工程师。日本侵入北平和天津后，他和同事就将水文资料隐藏起来。我爷爷不愿为日本人做事，也不愿去重庆，就去了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前，我爷爷返回天津，但仍不想接受日本人的美差，生活艰难，只好与我奶奶王静茹，携我父亲和两个姑姑投奔我奶奶在唐山的亲戚。我奶奶亲戚早年留法，在唐山开滦煤矿和医院工作，尚可接济他们一家。抗战胜利后，我爷爷被国民党政府聘为華北鐵路局和水利局工程師，也是马歇尔调停计划国民党政府铁路部门代表，负责津浦铁路的修复和天津河流的排洪工程。据《傳記文學》雜誌总第2号(1962年) 记载，共产党军队袭击筑路人员，邵仲雄检查修复铁路，被中共扣留。［注释2］
中共占领天津前，我爷爷被中共地下党秘密安排进入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1949年被中共任命为華北水利局总工程師和局长，设计天津河流排洪方案。1957年反右期间，因批评“外行领导内行，延误河流排洪”，我爷爷被打成右派，降级降工资，戴帽期间，继续批评领导，在家发牢骚，说与其现在，不如当时留在香港，被我奶奶告发，立即被送往天津茶淀劳改［注3］。我奶奶宣布离婚。1969年我爷爷死于抬石劳动。
奶奶追忆过去的好日子，芦沟桥事件前，家族受人尊敬，家产富有，生活闲适。一谈到50年代的爷爷，就说爷爷脾气轴 (天津话脾气倔), 不能与同事良好相处。我反问，如果按照爷爷的设计和执行河流排洪，天津60年代会发大水吗，会淹死那么人吗？天津的水还会这么难喝吗？奶奶说爷爷有几套方案，不会发大水。最后她说爷爷脾气轴就是轴。这一夜我无寐。
我的外公江文卿，黄埔6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抗战［注4］，曾任国民党军事通讯学校 (湖南) 校长。外婆徐淑芬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1949年江文卿携子女江天铮和江汉兰逃往台湾。徐婉芬因找不到女儿江汉琪，我的母亲，和她的最小儿子江天均留在大陆。江家的管家中共地下党员，在我母亲11岁时，已开始给她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了。我母亲12岁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参加学潮，并为中共地下党传送情报。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前，母亲离开外婆，被中共地下党送入华北革命大学。外婆在中共占领上海后，被管制，变卖首饰生活，活不下去，携子投奔在天津我的爷爷和奶奶。当时爷爷收入颇丰，让外婆和小舅舅与他们同住。爷爷被打成右派后，外婆仍与我奶奶长住，小舅舅被送往内蒙我父母处。文革期间，外婆必须定期向有关方面汇报。呼和浩特工人民兵持枪曾经数次半夜三更去我们家搜查我外婆的行踪。(1989年后，我成为中共的异己后，公安局不时半夜去我父母家搜查我的行踪。我母亲2003年脑溢血，开颅手术后，瘫痪，现在仍行走障碍。)
1979-1984年，随着我对祖辈历史越了解，就越逆反，对官方，对权威，对父母。我一直不想入团。直到1984年，终于听从老师的建议在高中最后一学期入团，大概确信不入团就不能上北大，入团变成我的权宜之计。
那时我一直希望了解反右和相关历史。我的爷爷在国共冲突中，什么因素导致他选择共产党，他是如何渡过最后20年的［注5］，他怀有怎样的心愿。1985年我上了北大。
在北大读了一些书：79民刊、民主墙、文革、反右，五四。从书中了解先辈知行一致的生活，更结识了许多同道，与他们交谈，使我终身受益。那时，我最佩服的三个历史人物是：苏格拉底、甘地和谭嗣同，倾心力向往。
林昭就是现代中国的苏格拉底、甘地和谭嗣同。我以馋媚权势，助纣为虐的北大为耻。1991年，我出狱了，被北大开除。开始不能释然。听到林昭后，坦然了一些。这个时代，开除、监禁、迫害和杀戮林昭的极权专制仍然开除、监禁、迫害和杀戮不愿被奴役者。开除或监狱意味着可能开始与先贤们同行了。
林昭之路，是不愿被奴役、探求自由之路。这条路不断有叉路，充满诱惑，人们可能常常远离它，甘愿或权宜之计地回到受奴役的状态。
知道林昭是幸运的，林昭抵抗奴役的精神强度，使我尽量摆脱浮华和虚荣。林昭的存在，提醒我不要甘受奴役、生活在犬儒、虚无之中，更少以权宜之计对待生活。
1997年不堪忍受，逃出中国，在流亡中记忆林昭。从2003年陆续看到人们回忆林昭的文章，2004年看到胡杰所拍摄的《寻找林昭》。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真实的历史，在寻找真实历史的过程中，探求和践行不受奴役之路。
写于2004到2006年
注释略
1991年底，拜访北大故友，听他们讲述林昭的仗义直言，被打成右派，狱中血书，張元勳巧计探望，林昭被杀后，当局向林母索要五分钱子弹费，林母疯，流浪上海街头，不知所终。听后震撼不已。
我出狱后，自感不是英雄好汉，但也不是孬种。听到林昭后，只有惭愧。
1989年6月3日，长安街和南池子，看到市民、学生流血和死亡，回广场，请求周舵和候德建去找军队谈判，自己留在广场，与其说是为了劝阻学生市民离开，不如说自己没胆再在长安街奔命了。因此没有陪同周舵和候德建找军队谈判。周舵、候德建和宋松，当时所冒风险，言辞难以形容。
被捕后，我采用少年时期练就的本领，避实就虚，避重就轻。除了在广东被捕两周内，犯了一个错误，导致几个在广东帮助我的朋友，被传讯几次以外，后来的提审，尽管如车轮战，也没再出错，重大问题都设法搪塞过去。当时因为方励之、李淑贤老师和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国际社会的呼吁，以及我母亲在台湾参加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葬礼，这一切都促成我早日出狱。对自己在监狱内外的言行，时有不安，但更多的时候，自我辩解。林昭的经历，除了让我惭愧，还让想起我的生长历史。
1979年大概是中共执政以来，人们公开讨论社会问题和自我启蒙非常重要的一年。那时我在呼和浩特市开始上中学，下学后经常去几个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看大字报。其中数篇涉及“内人党案” ，令我终身难忘。后来我又读完了《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对中共的制度有了怀疑，希望做一番什么。
1979到1980年，胡耀邦主持对右派案部分平反，我奶奶得到批准与我死去的爷爷复婚。先前我只知道有一个病死的爷爷，不知他因右派死去。这也促使我探索研究祖辈历史。说探索和研究，是因为我父母怕我惹事，在70-80年代从不告诉我敏感历史，有些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有些是他们自我保护再叙述版本。祖母和外祖母从80年代开始选择性地述说。我那时开始学习旁敲侧击，正话反听，反读报纸和资料的本领。
到1984年，我大致了解了一些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历史。
我爷爷邵仲雄，北洋大学水利系毕业，30年代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水利部门任工程师。日本侵入北平和天津后，他和同事就将水文资料隐藏起来。我爷爷不愿为日本人做事，也不愿去重庆，就去了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前，我爷爷返回天津，但仍不想接受日本人的美差，生活艰难，只好与我奶奶王静茹，携我父亲和两个姑姑投奔我奶奶在唐山的亲戚。我奶奶亲戚早年留法，在唐山开滦煤矿和医院工作，尚可接济他们一家。抗战胜利后，我爷爷被国民党政府聘为華北鐵路局和水利局工程師，也是马歇尔调停计划国民党政府铁路部门代表，负责津浦铁路的修复和天津河流的排洪工程。据《傳記文學》雜誌总第2号(1962年) 记载，共产党军队袭击筑路人员，邵仲雄检查修复铁路，被中共扣留。［注释2］
中共占领天津前，我爷爷被中共地下党秘密安排进入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1949年被中共任命为華北水利局总工程師和局长，设计天津河流排洪方案。1957年反右期间，因批评“外行领导内行，延误河流排洪”，我爷爷被打成右派，降级降工资，戴帽期间，继续批评领导，在家发牢骚，说与其现在，不如当时留在香港，被我奶奶告发，立即被送往天津茶淀劳改［注3］。我奶奶宣布离婚。1969年我爷爷死于抬石劳动。
奶奶追忆过去的好日子，芦沟桥事件前，家族受人尊敬，家产富有，生活闲适。一谈到50年代的爷爷，就说爷爷脾气轴 (天津话脾气倔), 不能与同事良好相处。我反问，如果按照爷爷的设计和执行河流排洪，天津60年代会发大水吗，会淹死那么人吗？天津的水还会这么难喝吗？奶奶说爷爷有几套方案，不会发大水。最后她说爷爷脾气轴就是轴。这一夜我无寐。
我的外公江文卿，黄埔6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抗战［注4］，曾任国民党军事通讯学校 (湖南) 校长。外婆徐淑芬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1949年江文卿携子女江天铮和江汉兰逃往台湾。徐婉芬因找不到女儿江汉琪，我的母亲，和她的最小儿子江天均留在大陆。江家的管家中共地下党员，在我母亲11岁时，已开始给她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了。我母亲12岁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参加学潮，并为中共地下党传送情报。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前，母亲离开外婆，被中共地下党送入华北革命大学。外婆在中共占领上海后，被管制，变卖首饰生活，活不下去，携子投奔在天津我的爷爷和奶奶。当时爷爷收入颇丰，让外婆和小舅舅与他们同住。爷爷被打成右派后，外婆仍与我奶奶长住，小舅舅被送往内蒙我父母处。文革期间，外婆必须定期向有关方面汇报。呼和浩特工人民兵持枪曾经数次半夜三更去我们家搜查我外婆的行踪。(1989年后，我成为中共的异己后，公安局不时半夜去我父母家搜查我的行踪。我母亲2003年脑溢血，开颅手术后，瘫痪，现在仍行走障碍。)
1979-1984年，随着我对祖辈历史越了解，就越逆反，对官方，对权威，对父母。我一直不想入团。直到1984年，终于听从老师的建议在高中最后一学期入团，大概确信不入团就不能上北大，入团变成我的权宜之计。
那时我一直希望了解反右和相关历史。我的爷爷在国共冲突中，什么因素导致他选择共产党，他是如何渡过最后20年的［注5］，他怀有怎样的心愿。1985年我上了北大。
在北大读了一些书：79民刊、民主墙、文革、反右，五四。从书中了解先辈知行一致的生活，更结识了许多同道，与他们交谈，使我终身受益。那时，我最佩服的三个历史人物是：苏格拉底、甘地和谭嗣同，倾心力向往。
林昭就是现代中国的苏格拉底、甘地和谭嗣同。我以馋媚权势，助纣为虐的北大为耻。1991年，我出狱了，被北大开除。开始不能释然。听到林昭后，坦然了一些。这个时代，开除、监禁、迫害和杀戮林昭的极权专制仍然开除、监禁、迫害和杀戮不愿被奴役者。开除或监狱意味着可能开始与先贤们同行了。
林昭之路，是不愿被奴役、探求自由之路。这条路不断有叉路，充满诱惑，人们可能常常远离它，甘愿或权宜之计地回到受奴役的状态。
知道林昭是幸运的，林昭抵抗奴役的精神强度，使我尽量摆脱浮华和虚荣。林昭的存在，提醒我不要甘受奴役、生活在犬儒、虚无之中，更少以权宜之计对待生活。
1997年不堪忍受，逃出中国，在流亡中记忆林昭。从2003年陆续看到人们回忆林昭的文章，2004年看到胡杰所拍摄的《寻找林昭》。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真实的历史，在寻找真实历史的过程中，探求和践行不受奴役之路。
写于2004到2006年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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