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民刊观察1989年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89年运动之前的民谣、抗议内容和形式， 1989年运动初期大字报、请愿书、传单与迅速扩大的社会参与，否定426社论与对话：从427大游行后到绝食开始主导的运动论述，从绝食后期到63屠杀期间的运动形式和论述。
1989年运动之前的民谣、抗议内容和形式（-）
观察1989年运动之前的民谣、抗议内容和形式，有助于了解这场运动的起因和轨迹。那么，1989年运动前民谣、抗议内容揭示了中共政权的何种特点和哪些相关的社会问题，这些民谣和抗议的内容和形式如何影响了1989年运动？
1.民谣揭示了中共制度性压迫和剥削
1980年代中后期，官倒猖獗，物价飞涨，造成相当数量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民怨加深。不少流行的民谣反映这种状况：「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气冲冲」；「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其中一首民谣改写了中共宣扬领袖个人崇拜和政党专制《东方红》的歌词：「西方白，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他为儿女谋幸福，他叫俺们各顾各」。与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国营”特权寻租，中共党政军干部及子女建立的官倒公司洗劫所有劳工阶层的状况对照，这些民谣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平民认识到中共假公济私的制度特点，以「公有制」名义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合，中共官僚阶层以此更多地榨取民脂民膏；以「各顾各」逐底竞争的策略使社会阶层内部分裂和散沙化。
2. 反抗压迫和控制，公开批评专制和腐败，践行游行集会权利
1977-80年，工人和学生争取民主和公民权利，主要借助于民主墙、民刊、独立于官方的民间自组织以及在高校和工厂独立参选区级人大代表。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牟取最高权力后，禁止张贴大字报，禁止民刊和民间自组织注册，取缔地下民刊和民间自组织，压制独立参选人。1979年，中共将「寻衅滋事」和「反革命罪」载入刑法条文，1980年，在宪法中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条文，1982年，在宪法中加入四项基本原则，取消罢工自由条款；以法律取消和限制了公共自由表达和空间，废除了结社权利，禁止批评中共一党独裁和揭露中共的制度特点。从1985年，北大和其他高校学生以大字报，校园自由谈，上街游行，知识人自办刊物，成为这个阶段反抗官方压制，争取基本权利的主要方式。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抗议中，都有反映农民和工人处境的大字报，也有农村知识农民和工厂工人直接在大学校园张贴大字报，参与示威抗议；一些地方出现农民示威，抗议打欠条、打白条，拖欠农民款项和日益繁多的苛捐杂税。
1980年代，绝大多数高校学生来自出卖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农民、城市工人和知识人如教师等家庭。从1985年，由于物价快速上涨，多数学生得到家庭资助或得到助学金的数量低于维持基本生活的开支，必须节衣缩食，一些学生通过出卖脑力或体力劳动，获取少量报酬。由于食堂饭菜价高量少，不少高校学生罢餐，并在校园内张贴大字报抗议，也有在校园内的集会抗议。1986年春，《青年马克思者宣言》分析了中共自称「公有制」事实上是中共官僚所有制，号召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共同反抗中共官僚阶层。
3. 游行、集会、静坐、自组织争取民主
1986年12月，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反对操控选举，上街游行，其他地区高校学生也以大字报、游行和静坐，反抗压制公民权利，其中有大字报将「四项基本原则」、「反革命罪」比喻为钳制公民权利的「紧箍咒」。中共为防止形成了自发跨地域的接力抗议传递到北京，以《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十条规定》应对，事实上取消了和平集会游行的权利。随后，中共核心元老邓小平镇压了各地抗议，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为由，迫使其下台，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整肃异议人士，这为1989年抗议提供了潜在的导火索。
1988年3月两会期间，北大等高校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为两会代表和委员擦皮鞋。同年6月，柴庆丰遇害后，北大大字报和学生自组织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十条主张：「1.政治改革,促进民主；2.言论自由；3.废除反革命罪，释放所有政治犯；4.修改北京市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使其符合宪法，保障游行集会自由；5.新闻自由，取消报禁；6.减少政府官员在人大代表的比例；7.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8.增加教育经费，保障基础教育。9.健全法制，保障人权；10.新闻届公布上诉主张」。1988年下旬，知识界和学生以办刊和串联开始准备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活动，凸显民主和共和理念，反对当下绝对君主专制的现代变形—一党专制，这类活动一直持续1989年初知识界的四封公开信。这个阶段民间抗议的内容和形式，都直接影响了1989年运动。
1989年运动初期大字报、请愿书、传单与迅速扩大的社会参与（二）
观察1989年运动初期的大字报、请愿书、传单，有助于了解这场运动的轨迹。本文以胡耀邦去世后10余天中内有政治意涵并与游行静坐相关的运动文件和记录作为线索，在官方对运动压制的背景下，梳理相关大字报、请愿书、传单与运动参与阶层迅速扩大的关联。
中共核心元老邓小平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压制社会争取基本自由，为1989年运动准备了另一类导火索。而点燃这个导火索是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之后的大字报和对联，其中一张揭露中共官僚的特点，其中一张如下：
「猫养七二鼠食尽民脂民膏最终猫成硕鼠
魂系民心呼喊捉鼠打鼠毕竟魂仍是忠魂
黑猫白猫不抓老鼠才是好猫
赌棍恶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
这张大字报将胡耀邦喻为「魂系民心、呼喊捉鼠打鼠』的「忠魂」，反讽了邓小平以「黑猫白猫抓老鼠」不过是猫鼠一窝，都变成贪婪可憎欺压人民的硕鼠，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喜欢赌桥牌，引申为以债券等敲詐人民。不少类似的大字报就胡耀邦的被迫下台，分析了中共制度性剥夺了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些大字报批评专制制度是腐败和欺压人民的根源，指出只有人民经过直选授权的政府才是合法的，只有民主制约机制才可以防止专制。大字报号召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使全社会都参与「争取民主，反官倒、反愚弄、反欺诈」。4月17日，北京等地高校学生开始上街游行。18日晨，北大人大等高校游行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受请愿书，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请愿内容。请愿书中要求公布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及财产、取消北京当局限制游行示威权利的十条规定和新闻自由，尤其获得在场工人和市民的共鸣，他们在工作单位和日常生活中因官员腐败而遭遇不公正。18日晚20时，在学生游行和静坐21小时后，人民大会堂前已经聚集了数千名示威者。官方派出了团中央书记刘延东（人大委员）、北京教育局局长陶希平、中央电台播音员宋世雄（人大代表）接受请愿书，但三人只表示转交。静坐示威者前往纪念碑，再次读出游行请愿内容，获得了在此聚集数万民众的支持，在现场讨论后，决定游行到新华门前静坐，再次递交请愿书。4月18日和19日晚，民众在新华门前静坐，递交请愿书。4月20日凌晨，军警对新华门前及周圍清场，殴打和平请愿人士，一些人受伤。
2. 问责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4月20日新华门血案，4月22日在胡耀邦追悼会官方拒接学生请愿书，军警冲击静坐学生。在这两次事件后，北京街头和高校出现了四份揭露中共官僚阶层权力腐败、权钱交易、压榨民众的传单。4月23至24日，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几个地点出现以「工人联合会」落款张贴的两张传单：《告全市人民书》和《十问书》。《十问书》质问中共官员和家人的非法收入，享受特权特供，导致人民生活困顿。《告全市人民书》主要内容如下：「由于独裁官僚的残酷统治，致使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准直线下降。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少数人的挥霍，发行大量的各种债券(如国库券、福利券等)，把人民仅有的收入据为己有…我们郑重提出:增加工资、稳定物价。国家官员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开。」这两份传单是1989年运动中争取经济民主最早的傳單。
这两份传单与高校到市区广为流转的另两份传单《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之天下》和《革命家谱录》相映成辉。《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之天下》和《革命家谱录》质疑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及家人没有获得人民授权，担任党政军、产商学要职的正当性，质问世袭制。这些中共太子党包括李鹏、 邓朴方、习近平等来自近两百个中共高层家庭。这些大字报和传单在北京等地传播，促成劳工阶层反思自己的处境，直接参与运动。
4月24日晚，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把运动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这种定性试图压制运动质疑中共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合法性，《四二六社论》延续了对运动的定性，恐吓参与运动的所有人。4月27日上午，北大、人大等高校外聚焦了大量民众，期盼学生游行抗议。在许多高校学生自发游行后，长安街上几乎每一次冲破军警阻拦防线主力都是工人和其他市民，运动演化为多阶层参与。游行中学生讲演：「11亿中国人民都是腐败官僚分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清除腐败的官僚分子，我们要求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你们和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获得现场工人和其他市民的共鸣。四二七大游行中，北京农业大学的横幅：「官倒富，农民苦」、「减轻农民负担」，突显农民问题。
大字报、传单中对中共制度特点的揭示—中共官僚阶层是不劳而获的统治和剥削阶级，以「国营和集体的名义」占用和控制生产资料，榨取所有劳动阶级的成果，以此形成了跨地域不同阶层自发参与，反抗中共专制官僚集团的运动。
否定426社論與對話：從427大遊行後到絕食開始主導的運動論述（三）
427大遊行是1989年運動重要事件之一。這次遊行標識著從運動初期學生作為主體的抗議，擴大為包括工人和其他階層共同參與的示威。不過，為什麼這種廣泛參與沒有持續，直到5月中旬才再次出現？本文從運動中產生自組織的名稱和演變、大字報和傳單內容的變化以及官方應對方式，嘗試分析為什麼這個階段運動綱領窄化為否定426社論與對話，這種轉變對運動產生何種影響？
1.運動中學生自治組織的名稱選擇及演變
4月19日晚，北大三角地集會現場討論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現場有學生發言者認為以往學生運動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建立與其他社會各界的聯繫，這些社會階層極少參與，不少出席者對此有共鳴。有發言者建議將這個新成立的自治組織命名為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效仿「波蘭團結會」（不僅是團結工會，也包括獨立農會和學生自組織等），其他高校和社會各界都可參考，成立自組織。對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命名的提議，與會者沒有提出異議，籌委會第一批成員大多也不反對這個名稱。4月23日，北京20餘所高校60多位學生在圓明園討論成立聯合自組織，會議中出現了兩個名稱的提議，「團結青年聯合會」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臨時聯合會」（後來簡稱北高聯），前者以團結會作為平臺，以此建立社會各階層跨地區的交流和參與平臺，後者定位為純學生組織，防止社會其他階層介入和利用學生運動; 與會學生代表對這兩項提議進行投票，超過半數贊成使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臨時聯合會。 隨後，不同高校學生成立的自組織多以自治會命名。4月下旬，北大學生在改選後，其名稱也由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改為自治會籌備委員會。學生自組織名稱的取捨呈現了參與這個組織學生成員的變化。 這也顯示了在不同高校、不同時間學生自組織演變或不變的軌跡，也映現了活動人士和自組織內部在運動參與和方向的分歧。
在運動初期，最早出現學生自組織的高校和北高聯對其他高校有示範效應，幫助這些院校學生成立自組織，協調抗議活動。最早出現的學生自組織也對其高校附近的居民點進行宣傳，北高聯也要求前往其他地區高校的學生，與當地學生自組織建立聯繫，交流經驗。那麼，為什麼這種串聯在這個階段很少進入工廠或農村地區，尤其未協助在工廠或農村建立基層自組織？
2.匱乏其他階層自組織的運動論述
在1989年運動開始之前的幾年，高校學生有過連續幾年的抗議經驗，在校園建立了獨立論壇、跨高校的學生網路，在抗議階段也出現了相關的學運組織，如行動委員會。 這些積累在1989年運動初期通過串聯和示範，高校學生自治組織以及高校學生聯合自組織的成立水到渠成。 但是對城鎮工人而言，除了運動之前有湖南邵陽市工人互助會的存在，在全國範圍內缺乏這類自組織。而不同工廠、地區工人活動人士的串聯，更為稀少，尤其在國營工廠，在中共嚴格單位制度的束縛下，這類自組織更難出現和存活。在農村，雖然有不少農民打白條抗議事件，但目前沒有發現1980年代有農民自組織的記錄。在1989年運動初期中共高層藉助基層黨團組織和週邊共青婦組織控制基層社會。不過，在427大遊行之後越來越多大城市的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城市其他階層對運動中提出的要求有更多共鳴，或是直接提出訴求。 不少官媒單位中的記者向學生活動人士提供被審查的新聞或直接印刷成傳單。中共要求這些企事業的幹部強化控制職工，使干群關係更加緊張。因此，在這些工廠等創立自組織是完全可能的。 而在農民抗議打欠條、打白條，拖欠農民款項和日益繁多的苛捐雜稅的農村，獨立農會的建立也極有可能。為什麼1989年運動在這個階段中的大字報和傳單匱乏推動其他社會階層成立團結自治組織的論述？
3.與官方對話和否定四二六社論的運動主導論述及局限
427遊行后，運動論述未深化和升級運動初期在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議題方面有關運動綱領的論述，也未推動其他各界獨立結社，反而將運動論述窄化為與官方對話和否定四二六社論，這其中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不少人認為運動初期運動綱領無法達成，將運動訴求縮減為對話，將對話視為運動繼續的機會。其二，官方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自胡耀邦去世后的大字報和抗議定性為「極少數人別有用心利用青年悼念胡耀邦，反對共產黨的動亂」。
但是，這類運動對話論述只側重與官方的對話，窄化運動的豐富性和可能性。即使以對話作為論述，也可以此串聯工人和農村等活動人士，交流經驗，擴大運動，可惜這種論述也極少。而將運動論述窄化為與官方的對話，更容易跌入官方控制運動的陷阱。官方拒絕接受運動初期請願書（請願書也是運動的綱領），以此在大範圍繼續宣傳當局對運動的定性，遮罩運動綱領，以防更多民眾對這些綱領產生共鳴，而以控制對話內容和傳播方式分散公眾注意，並以此主導輿論。同時，何種方式壓制和何時鎮壓的主導權一直控制在中共元老手中，這個階段中共的主要目標是完成預定在北京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和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的中蘇高層會談，對話既可將整個運動誘入官方框架，又可策略地分化學生內部和社會各界，使運動不了了之。
中共元老以運動定性誘導運動改變方向，許多學生參與者將改變官方定性作為運動的主要目標。不少學生自組織和知識屆部分人士擔心被官方指責為「製造動亂」，引發官方立即鎮壓，在427大遊行中展示了標語：「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四項基本原則」。這類標語背書了官方話術，自律在官方劃定的範圍之內表達和活動。果然，北京市委發言人在427大遊行之後說，「既然擁護共產黨，學生應該立即複課」。 此外，背書官方言論客觀上使對中共政權性質分析以及對可能建立社會各階層基層自組織的討論邊緣化。這類背書官方的標語是重複文革中的「舉著紅旗反紅旗」的策略，「舉著紅旗」看似是防止官方立即鎮壓，希望動員更多人「敢於」參與運動。不過，背書官方意識形態，使更多的人更難釐清基本問題，使清醒表達者被抑制和邊緣化。 「舉著紅旗」也使更多人陷於無批評意識，使運動改變制度和社會的目標趨於渺茫。 427大遊行後到絕食期間大字報和傳單遠不如運動初期分析制度和社會問題深入、涉入領域廣泛，背書官方意識形態是其主要原因。427大遊行到絕食之間雖然有新聞屆的抗議，但運動仍低迷。
從427大遊行到絕食，中共通過官僚各級機構仍可大範圍有效控制社會，在中共元老對運動定性的框架下，否定426社論與平等對話的主導權不在運動參與者手中。以這兩個訴求作為運動的主要目標，並不能使社會多個階層發揮主動性。而不同職業基層的能動性和自組織的動態潛能、動力和積累，最可能打破中共對社會的有效控制，也才真正可能倒轉民間反抗與中共的力量對比。
从绝食后期到63屠杀期间的运动形式和论述（四）
如果将1989年运动从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开始算起，至6 月 3 日晚大屠杀发生，其中两个重要事件可以粗略将这场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点是4月27 日大游行，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分界点是5月20日在北京实施的戒严。中共以戒严升级镇压，激发了社会各界跨地域的反抗。那么，这个阶段的运动形式和论述有何特点？
1. 运动形式
1989运动第一和第二阶段前期，民刊的制作和基层自治组织主要基地在高校，民刊的写作者和报道对象不仅包括学生和教师，同时也有不少记者、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参与者的串联和民刊发行，使1989年抗议成为跨社会阶层、跨地域、跨族裔的社会运动。以游行、静坐以及大字报和传单张贴和散发，公共场域从高校校园扩大到城市中心，将代表党国权力象征性地标，转化为民众表达的公共空间。第二阶段后期，从天安门广场绝食开始，广场、居民住宅、更多工厂和机构等开始制作民刊，各阶层和各族裔游行，声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广场成为了运动的中心场域。运动第三阶段反抗戒严，使运动的场域扩大为阻挡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城区的主要路口，北京大中型工厂宿舍居民区也是运动信息的传递枢纽。
中共以基层阶层组织严密控制工厂和机构，同时防止外部对其串联，工人活动人士和部分机构中同情运动者很困难在这类单位发展自组织，只能以广场为基地，串联发展自治组织，这是在广场成立工自联、工人纠察队、市民敢死队和市民自治会等自治组织的背景。广场成为这些组织与北高联、绝食指挥部、外高联、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交流平台，同时，也催生了协调组织如北京各界联合会和首都各界联席会的成立。以个体户为主自发组成的摩托车队以及汽车和出租司机等传递消息，使工厂、高校、广场的各界人士，自发前往军队进入的北京各主要路口，堵截戒严部队。
2.民主内涵与人的解放
社会各界参与创造了政治议程表达的公共政治空间，将第二阶段狭窄的运动论述重新转化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广泛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关于民主内涵的论述，与第一阶段相比，民主内涵变得更加具体。学生、工人和其他阶层相互学习，互相启发。例如，越来越多的抗议者意识到，民主不仅是直接和公平的选举，还包括经济民主。在工作场所实行民主意味着参与决定生产方式的过程，控制生产资料，确保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防止资本再生产剥削。同时，公民有权利参与管理宏观经济，监督政府支出，制止涨价，防止权力者以不同方式收刮民脂民膏。
这个阶段运动论述强调，争取民主首先是人的解放过程，反对权力崇拜，反思和抵制颂扬权力和期待清官，争取民主的过程就是有意识去除奴性思维，改变自我的过程，自主争取未来，民主和人权必须自己争取，而不是给予的。
3. 占领广场成为主导论述的问题
为什么从1989年5月24开始，坚守天安门广场论述成为主导性的运动论述？ 这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5月20-23日，由于北京市民自发性围堵军车进入市区，使戒严暂时被延迟，一部分人以此将作为坚守广场的论述，理由是撤退将使北京市民失望，使运动陷入低潮，这也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成立的背景。其二，以占领广场对全国人大施加压力，期待6月20日人大召开紧急会议取消戒严，并将此作为运动目标。
但是，占领只是运动的一个手段，而不是运动目标，尤其是将保卫天安门作为运动唯一的目标，转移了运动的战略议程。5月22日及随后几日，汽车司机易京瑶和摩托车队十一名市民被捕，5月25日，万里被在上海软禁，其他支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人大常委被监控，而与全国人大常委联系的异议人士也被捕。这都预示着迫近的镇压，而人大紧急会议已经完全不可能。这个阶段最需要超越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运动论述，可惜运动长远战略以及建立基层自治组织的论述被占领天安门运动的论述边缘化。天安门占领论述仅限于援引对1957年运动和1976年四五运动的镇压模式，忽视了中共元老为维护其专制使用镇压手段多样性和残忍性以及中共镇压机制仍然有效。
从绝食期间开始，占领论述过分依靠情感动员和民众自发参与运动，而维系运动的热情主要依赖于占领广场，将广场转化为运动的唯一中心。但是，从社会运动战略、长远目标而言，工人、其他市民和农民基层自治组织和共同参与以及发展政治议程是运动持续的条件，基层自组织和网络能动性的发挥，反抗经验和力量才有可能积累，才可能逐步打破中共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倒转中共控制与民间反抗力量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