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6 June 2013

如何看八九六四遗产


海内外仍有不少人期许习李政权会最终平反六四。曾经是天安门广场学生参与者之一的邵江博士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他认为作为逆向淘汰体制下上位的中共领导人不可能这样做。其次,八九民运最伟大的传统恰恰是人民的自觉自主,而指望统治者平反则仍然拘泥于共产党的历史。不过,邵江认为,八九六四的遗产,既要肯定它的伟大和自主自觉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今天,单单依靠街头运动不够,还需要 全面抗争, 建立独立的行会和底层自治,才能实现真正的制度和社会变革。
法广:如何看目前海内外呼吁习李平反六四的呼声?习李政权有没有可能这样做?
邵江:对习李会平反六四有很高的期望,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先来看看李克强的个人经历,他是从共青团这个系统一次次选拔上来的,经历了很多权力斗争。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上来呢?只有那些遵从政权去镇压的人才有可能被选拔上来。 就是做到唯上。对上面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习近平也一样。他在浙江镇压民主党,打击地下钱庄,打压民营经济,还有他从1979-82年直接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其后和军方有一个紧密的关系网。在8964期间主张镇压的太子党和执行戒严和镇压的军委和戒严部队军官基本都是他现在的政治同盟,彭丽媛于1989年“六四”镇压后,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可以反映他当时对“六四”镇压”的立场。 李克强直接对艾滋病输血扩散有责任。而且这个事件出来后,他一直捂着。对待毒奶粉事件他也一样。 在这种共产党体制下,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上位呢?就是那些执行领导意志,不管人民疾苦,藐视人民权利的人才可以上位。这是一种逆向淘汰,他们怎么可能平反六四呢?
另外,涉及到平反,许多民间人士也在用这个词。 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大概是受限于中共的历史,比如说1979年的纠正冤假错案,对老干部平反。平反本身的意思是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或者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或者给受害者一个补偿,如此而已。这跟一九八九年人民自主反抗暴政的行动完全风马牛不相及。1989年凸显最重要的是人民自觉性,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自己去实践这些权利。这是些什么权利呢, 蔑视限制公民权利的法规如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 上街游行, 不惧怕官方威胁,自己组织集会,自己去办报, 实践自由结社,自己选举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独立的学生组织,独立的工人组织,独立的市民组织,反抗戒严,阻挡军队镇压,舍身救人,蔑视军管,保护活动人士免于迫害。八九年四月17号到六四之前,北京市成了一个和平自治的城市,没有犯罪方面的报道。这完全是人民的自觉,这是人民真正体现主体意识自下组织的运动, 1989年也是人民自觉反抗压迫的公民运动。难道公民自己评价自己的运动还不够吗? 现在统治者都是“六四”镇压的受益者,他们仍用“六四”镇压”的维稳模式维持统治,继续杀人和贪污。 依据国际人权法案, 有主体意识的公民需要一个没有任何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政权去平反一个被他们镇压的公民争取权利和反抗压迫的运动吗?对待犯有反人类罪的政权,民间应该努力的方向是独立调查,追究责任,增强公民集体抗暴意识和能力。
法广:八九民运是自发的,自觉的民主运动,今天看来,这场运动有何不足,它的历史局限性在哪里?
邵江:虽然我们要肯定1989年民主运动的伟大性和自主自觉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不足就是各阶层都准备不足。知识界尤其成问题。因为在纸媒时代,一个革命,一个人民自觉实践的过程必须要有知识人提供思想方面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叫做思想武器,或者对未来的愿景等等。但当时的知识人实际上没有准备改变制度的思想和方法。他们许多人停留在伤痕文学的揭露阶段,大部分有政治意识的知识人所做的只是希望给官方当一个幕僚,把这个事件怎么给压下去。他们非常短视,胆小、自私和画地为牢,实际上学生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我也受到这种负面影响。运动中没有真正体现出工人权利,理解工人的权利是什么?你可以说工人的主体性不够,但很少知识界和学生在80年代努力真正了解他们处境,努力研究他们在这个体制中是什么样的状况?当然也不会主动提出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如何保护。另外,当时农民虽然通过承包制生活比毛时代有改善,但这是一个仍然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实际上还是次等公民。知识分子和学生在运动中也没有陈列出农民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机会都没有抓住。比如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就是一个重大机会。赵紫阳去广场已经5月19号了,他去广场是去看望学生,只是想向学生解释一下:你们应该离开了,你们应该保重身体。他其实没有更多的想法。但周围的学生见了赵紫阳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是一种嘉年会的心理,是完全没有自觉性的心理。其实,当时也有个机会,就是把赵紫阳扣下来,扣下来就是中国的另一次机会。但民间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法广:这个设想很大胆,把党的总书记扣下来,那会不会出现更坏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这样做了,那有没有可能变得更暴力?
邵江:我不认为会更暴力。如果从共产党党章看,赵紫阳是最高领导人,对他的要求更高,而仅仅是像对 38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戒严命令的消极抗命的评价,是源于一个人的良知。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看看他在毛泽东和华国锋当政时的表现就明白了,他是一个只认对方实力的人。赵紫阳在广场的时候,他的象征意义很明显,他就是作为共产党法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说党指挥枪吗?他说不想开枪,那可以跟广场上的人一起来做吗。那样的话完全可能出现比叶利钦819还正面的结局,不一定一定是暴力,一定是内战。我觉得恰恰是那些短视的人在这样解释历史。而且赵紫阳自己也没想到要挑战邓小平,这也是他个人的局限,对一个像赵紫阳处于这样高位置的政治人物,对他不仅是评价他的良知,同时要评价是否他有政治远见和他是否知道如何实现政治远见。在中共这种体制下,政治远见对赵可能要求太高了,1989年的赵紫阳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当他出现了,那民间的自觉性够不够, 就是一个测试。你看周围大学生见到赵紫阳就要签名,就像见到一个名人那样的嘉年会的心理,你就明白,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个自觉性。 5月19日赵紫阳去广场可以看成1989年运动的一个历史分水岭,运动的参与者和赵都丧失一次将水流引向另一个方向的机会。当然民间自觉自主必须从平时就培养,要求平反本身就是承认这个政权是有合法性的。实际上共产党在1989年就没有合法性的。他拿到政权40年,是一个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的一个政权。没有经过一次公正的选举,而是不断地制造公共灾难,不断的地通过运动整一批一批的人的一个政权。民间当时也没有联合的意识,学生和知识界也没有与所有被压迫的人民互动。因此,八九年运动在这几个方面不足也是它被镇压后,不能立即大规模继续抗争的原因。这就是我对整个1989年运动的评价,现在中国社会也面临这些问题。
法广:对你来说,如果要给六四还以公正,那就只有进行革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邵江:我觉得只有革命。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没有别的方式,但是这个革命,我们必须得找出革命的意识, 革命的手段。革命也不仅仅陷于暴力和非暴力的问题,这里只讨论如何能带来一些重要的变化。六四之后,共产党的执政没有一秒钟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们只是在进行加速的抢劫,对人民的抢劫,对弱势群体的抢劫。其实我并不喜欢弱势群体这个词,人民被共产党标识成了一个弱势群体,你自己认为自己弱势吗,是因为你自己的意识不够?是你没有给自己授权、你自己给自己赋予的力量不够?如果是这样,一定需要学习再学习增强能力,你需要了解在这个制度下,其他被压迫群体的状况,学习如何平等对待其他被压迫群体和承认他们的权利,培养联合行动和组织能力。现在恰恰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时候了,要完成变革,只能靠人民自己。从18世纪到现在世界上任何符合正义原则和向保护所有人权利的根本变化,都来自公民广泛自觉的实践,重要的是包括自治和行会独立。
法广:你不断地强调自主和自觉性,你看到今天中国的民间有这种希望、有这种苗头吗?
邵江:其实是两个方面都有,既感到有一部分有这种迹象,他们有更强的自觉性。但另一方面,也能看到,他们的主体性还不够。但是,中国大陆是非常难由一个全景观察的,许多看到的现象都是局部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把它全部拼出来,回答是不是整个民间就有这样的主体性。但是我们能看到,民间对政权已经越来越没有奢望了,没有期盼了。更多的人是想要自己去解决问题。而想通过上访,经过什么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最后都是完全绝望的状态。因为这个制度不太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即使有时一些个案当事人的情况有所改善,以个案解决为目标,没有长远目标的个人或团体不会对网格化维稳有根本摧毁,究其是面对一个腐败透顶和专制透顶的政权。大家现在可能觉得,希望这个政权改革,你加压力这种方式已经是越来越渺茫了。所以能看出有些人是 在积极地做一些平行政治的东西。但还看不出整体的。但香港有一个苗头。从去年反国教运动可以看出年轻人的主体意识正在加强起来,他们比老一代包括港支联对中华民族和爱国这样的意识形态更有批评意识,对‘大一统’更有警觉。
法广:在香港邻近的城市,比如广州深圳,有好多九零后的年轻人,投身到街头的民主运动,他们很勇敢,他们有些甚至喊出了要终结专制的口号。有些被警方抓走了,有些又被放了,他们照做不误。你注意到南方的这种现象没有,好像那里的空气比较宽松一点。
邵江:我看到了南方这些城市发生的现象。因为它们远离北京,相对而言,广州本身资讯比较发达,又邻近香港。但当局这种处理街头运动的方式实际上是隔断你,实际上是要你不要去跟社会上其它的各阶层去联络。而这恰恰是共产党的死穴和他的短处。八九年的街头运动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街头运动是改变中国的一个办法,它是改变体制、争取自己的人权和自由的一个办法,但是不能单单靠街头运动,工人要组织起来。要有独立的工会,要有独立的农会,要有农民工自己的组织。然后这些阶层有一些共识,这些共识是什么,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九个人权公约, 就是说我们尊重和保护所有受压迫人民的权利。包括西藏人民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承认和支持他的自决权,而不是假设自己能代表对方的多数,功利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一个框架。一个真正应该重视的改变 是争取民主、争取所有人的人权从而保障所有人的自由的有广泛参与,包括不同族裔、性别、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集体行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和所有公民权利。
法广:但现在这种条件还似乎没有成熟?
邵江:现在能看出一些苗头。从微博上看,越来越多的人讲到了普世价值,讲到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倒退十年之前,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西藏发生了什么,新疆维族地区发生了什么。这些都是禁区,现在有些人就开始逐渐冲这些禁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说,你对1989年的遗产,你要肯定一些非常重要的正面的东西,你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这个 才能使我们完成一个改变或革命,既是真正的制度性变革,也是个人和社会的改变,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保障所有人的人权,保障所有人的平等,保证在一个正义制度下每一个都有真正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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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采访和整理。文字和内容有小的改动。

Saturday, 22 June 2013

另外的抗争方式

1、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中国当局公开对藏政策

根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们有权要求中国政府公开信息,并必须在15天内答复。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杠秆就是,明年是联合国人权组织对中国审议的重要年份。这是对中国的第二轮审议,这一轮审议,境内藏人可以直接要求参与中国政府的整个书写国家报告过程,因为中国政府写报告就是闭门写,他说的NGO 都是官方的,像妇联、全国总公会等,根本不可能代表西藏境内的公民,中国人已开始做这个活动了,经常去外交部要求,作为民间个人或民间的某一群人,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比如,公开劳教制度,它是怎么制定的,是否违反了公约等。像藏人,就可以要求让尊者回来,这是基本诉求,可以向外交部、国务院发函要求,如果十五天之内,外交部和国务院不答复,就到北京上访,藏人的勇气是没有问题的,这批抓了,下批还可以接着去北京上访,把这件事情一直坚持到明年五月份,经济文化国际公约的审议。

二月份还有一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审议,也是对中国的。这个审议的过程是互动的,是国际互动, 让国际利用人权扛杆改善整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所有人的人权状况。这对藏人是个很重要的机会,把自己的要求向国际社会发出来,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把所有的对藏政策公开,完全信息公开化,比如你在藏区建立了什么工厂,如何让藏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等等, 都可以要求信息公开。因为中国政府签了9个核心人权公约中的7个, 人大还没有批准几乎所有公约的任择议定书(推动批准所有公约和任择议定书,需要民间继续努力),但是,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 就必须遵守所有9个人权公约,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人权宣言,每一条都必须严格遵守。

调动所有境内藏人参与,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共产党改变。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这63年的统治,一直是没有合法性的。因为,在联合国的政治公民权力和政治公约里,非常明确地规定,政府的构成必须经过定期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中共从来也没有这个过程。就此,对它在藏区的统治,也可以追问,究竟是合法的还是侵略的。另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款就列明了,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作为一个民族当然有民族自决权。

中国政府在宪法中声称人民有当家做主的权力,同时又声称共产党有领导地位,这本身就矛盾,是一个伪宪法,不附合国际人权公约,应该直接质疑宪法非正当性和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目前,中国的民间团体也在推进公民行动,如果藏人投入类似的行动,可以让汉人了解藏人的遭遇、处境,可能帮助民间被压迫团体联合起来,反抗压迫者和殖民者,共同改变被奴役的现状。

2、以平行选举的方式,削弱、坍塌中共的统治

对于中国政府,我们在研究整个制度转型时,政治学上定义为极权统治,意思是这个政权控制一切,因此,不要对其有任何自动改良的幻想。

我说的选举是平行选举,利用现在的选举机会,投两票下去,一票走官方的票箱,另一票是我们民间自己组成的选举委员会的票箱,比如整个西藏 (所有藏区),全部选出自己的各级议会,,当局肯定要捣毁的,但是,既然选出来了,就有其合法性,既使当局捣毁的话,还有后续的,等于平行地进行了另一套政治。获取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可以经济上自助,比如自己搞地下银行等,进行全面抗争。

通过选举方式的真正自治或自决, 各方面可以集结抗争和产生共振,导致现政权控制力下降。实际上,波兰在80年代已经在做了,团结工会和其它独立行会在地下活动了十年以上,达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西藏大多数人实践有效自治或自决,中共扶持的那一批人,一定被多数藏人抛弃,中共在藏区的统治基础就坍塌了。

不要总是幻想等待中共当局搞民主或期待他们与流亡藏人行政中央谈判(从1979年的谈判基本都是中共主导的解除自我困境的成功外宣,境内藏人的处境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恶化。谈判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在双方势均力敌时,可能达成妥协,这种妥协可能与正义无关;在双方力量悬殊时,被压迫一方切记不要希望与压迫集团谈判而被它们利用,丧失自主的政治行为),你要想,我现在就自由了,我要执行我的权利,我要运用我的权利,不要等待西藏获得自由后,我再选举。这是非常重要的公民抵抗形式,但是,一般来说,像乌坎村民选举和其它汉字地区的选举,问题是太分散和缺乏有规模持续的坚持,但藏区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你们有语言的同一性,信仰的同一性,以及境外的民主经验等等,比乌坎更有条件,当然不利之处在于中共对藏区的防范更严密和镇压更严厉,但如果发展现代有创造力的公民抵抗,迫使殖民政权只能是疲于奔命式的防范,最终结局一定是殖民政权垮台。

3、具体运作

比如在同仁县,就可以搞选举,开始是选举人大代表, 实际上藏人在选自己的平行同仁县议会 ,就把你们选出来的候选人,介绍大家,从县到乡到村落等,但是官方肯定要打压的,不过,没有关系,你们继续做,万一抓起来,还有新的候选人,到截止日期就开始投票,一张票投县人大代表,另一张票投议会代表,因为共产党的投票信箱里面,你是从来看不到的,不可能监督。这方面《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公约》有明确规定,选举必须是透明的。什么是透明呢?就是正式点票过程是透明的,有独立人士和反对人士监督全过程,不能在里面做票,另外,必须是秘密投票,你不能威胁,说必须选这个候选人。但是威胁、压制和操控选举在中共统治下是常态,因此藏人必须坚持自己的平行选举,获得真正意义的自治或自决。

竟选过程中,独立候选人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在和选民见面时,平时不能说的话,在选举时就可以说,并且,一起组织一个支持候选人的后援团,实际上在实践结社自由,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是没有的,通过这样的选举,就把结社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集会的自由一起实践,在这个时间段充分地实践公民权利和集结公民力量 。

4、内外共振:利用国际法,起诉2008年镇压藏人的中共官员

境外藏人和支援西藏组织起诉反人类罪的官员,比如,起诉中共官员在2008年镇压和平示威的藏人。中共官员的镇压导致上千人失踪或死亡,这就是反人类罪。起诉成不成功是一回事,但重要的是,这是国际法,其含义就有强制性,能不能执行是一回事,但将来一定会有意义。就像红色高棉屠杀柬埔寨人民一样,这就是国际法,中国政府签不签罗马公约也没有关系的,反人类罪的追诉时期不受时间限制 ,起诉中共官员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压力。

法轮功的起诉就是有效果的,他们直接起诉了江泽民,所以江泽民退休后是不敢去西班牙的,而且连欧洲也不敢去。这个很简单,就算当地政府有外交赦免,不能直接传讯的话,也是一个丑闻。这是反人类罪普遍适用的原则,中共被起诉的官员,都没有胆量访问欧洲,这个有先例 ,像以色例的总理,前年去伦敦访问,因为巴勒斯坦已在起诉他的战争罪了,英国政府很丢脸,只好让他赶紧走,因为再呆下去,第二天就出传票了。传票是由法庭直接下达给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家的警察,而不必知会这些国家的政府,警察应在管辖的区域或公海逮捕反人类罪的嫌疑人。如果西藏的团体能够得到国际组织的帮助,运用国际法,使起诉成功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扛杆,因为对中国这种大国,国际的压力是必须的。

5、迫使中国当局执法

中国的法律,在毛时代就是人治,而邓时代的法律包括胡温时代,都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治国呢?就是说,法律是个工具,对我有利我就用,对我没有利就扔到一边。因此,可以出台很多法律条文,有些条文甚至达到了国际水准,但是,当局是不执行的。因为,最高的宪法,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保证了中共的领导地位, 所以其它法律都是从属的。

民族自治法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起草了,条文也出来了,但没有实施,因为已经有了宪法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即使制定民族自治法也不会有民族自治。民族自治法在当时是中共政权的初级阶段,要在字面上给你一些权利。中国政府对外回应就是念法律条文,宪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外宣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在宪法的框架下,保护自己的特权。

但是,我们现在,要从民间开始,使用保护权利的法律,要求当局兑现,当局不兑现,可以使认识到这个困境,寻求其它途径保护自己的权利。

6,习近平上台后,西藏问题是否会出现转机?

不会,甚至更恶化。原因也比较简单:

第一,他爬到那个位置上,肯定手上沾满了鲜血,这个政权就是逆向逃汰,完全没有人性;

第二,他是党内利益集团的一个平衡。

原来大家觉得胡锦涛上台会有点作为,有人甚至把胡温时期,定为胡温新政,实际上,但比江泽民时代更坏。原因是共产党内部已经制定了一个关于西藏的基本框架,一般来说,任何人上台,都不会动这个框架,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不断地从西藏这个框架中捞到好处。

第三,原来胡的上头号只有一个太上皇,现在,习的头上有两个太上皇,所以,更不会改变。

第四,习的父母虽然在文革期间受过迫害,但是,他这批人都是太子党红卫兵,崇尚暴力,他们的教育,完全是共产党的教育,他们自己不会改变。

唯一的变化,只能是藏人自己的努力,以及中国民间开始广泛尊重藏人的权利,与藏人一起共同奋斗,既争取自己的权利,又帮助藏人争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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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感谢朱瑞女士在國際聲援西藏特別大會期間的采访和整理,文字有调整,国际公约和国际法等部分有修改,也特别感谢流亡民间藏人的坦率交流。


伦敦举行纪念六四24周年烛光集会


Protestors to Mark the 24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in 1989
On Tuesday the 4th of June, 7pm-9pm, around 120 protester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to commemorate victims of the Tiananmen (Beijing) Massacre in 1989. Protesters read out the names of known victims of the massacre. This year, the vigil saw more young people joining the June Fourth commemoration. Although the Chinese regime has continued to suppress the truth about what happened 24 years ago,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have started to look for the truth.
Photos: http://www.flickr.com/photos/29582880@N05/sets/72157633947156360/show/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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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4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RFA in Chinese

BBC in Chinese

Epoch Tim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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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uesday the 4th of June, 7pm-9pm, protestors will gather outsid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to hold a candlelight vigil commemorating victims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in 1989. Protestors will read out the names of known victims of the massacre, and mark their names on a street map of Beijing showing the places where most of these victims were killed or the hospitals to which their bodies were taken.

Several Tiananmen prisoners including Miao Deshun (苗德顺), Chen Yong (陈勇), Luan Jikui (栾吉奎), Deng Wenbin(邓文斌), Sun Guanghu(孙广虎) and Yu Rong(余蓉) are still believed to be incarcerated. Thousands of Chinese were detained after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Some of them, after going to prison more than two decades ago, returned to activism after they were released and have been subsequently jailed, repeatedly in some cases, and are in prison today. Chinese courts have reserved some of the harshest sentences on political charges to pro-democracy advocates from the 1989 era, including Nobel laureate laureate Liu Xiaobo (刘晓波), Chen Wei (陈卫), Chen Xi (陈西), Liu Xianbin (刘贤斌), Yang Tianshui (杨天水), Xu Wanping (许万平), Zhu Yufu (朱虞夫), Xie Changfa (谢长发), Shi Tao (师涛), and Li Bifeng (李必丰). Li Wangyang (李旺阳), a worker activist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released after 22 years imprisonment, died in highly suspicious circumstances on 6 June 2012.

The Chinese regime has continued to suppress the truth about what happened 24 years ago. Activists nationwide are facing heightened restrictions on movement as police have been mobilized to prevent public memorializing of the victims and calls for accountability of the massacre.

On the 24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we repeat our demand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uth of the massacre, prosecution of those responsible, an end to the authoritarian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Time: 7pm – 9pm
Location: Opposite the Chinese Embassy, 49-51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JL. Nearest tube stations: Regent's Park, Great Portland Street or Oxford Circus.

Available for interviews:
Stephen Lui:  44 (0) 7789037370
WONG Sum-Lung:  44 (0) 7825 561 360
 SHAO Jiang: 44 (0) 7961948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