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19 May 2011

中国大陆民间杂志研究

在极权和专制统治下要想形成独立自主的社会,需要从社会内部独立意识的传播着手。中国大陆民刊是这个领域研究的重要历史范本。在中共系统地毁灭、掩盖、扭曲历史的体制下,民刊表达的独立思想,其表达形式、传播方式以及转型和影响,是了解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样本。
  
   这里重点研究中国大陆民刊,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90年代。民刊是指不接受中共党团组织的指导,自我主导,自发形成的刊物,是民间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侧重于对有政治倾向的民刊之研究。
  
   杂志历史和地下出版

  
   英文和法文杂志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是“储存货物的仓库”,更进一步被引申作为思想的仓库。欧洲杂志诞生于17世纪下半叶,它们通常汇集了各种文体,内容包含政治、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初期的杂志、小册子和报纸没有明显的区别。
  
   杂志又称“刊物”,“学报”,“周刊”、“月报”,“季刊”,“年鉴”等。杂志的共同的特征是文体混杂,文本开放;影响公众舆论;固定出版;杂志侧重于评论而不是单纯的新闻报道;一本杂志常常复制多份。
  
   在英国,丹尼尔。笛福撰写和出版了许多讽刺教会和政府的小册子,被带枷示众3天,然后被投入监狱。在监狱中他开始主编《评论》。类似的异议刊物在英国诞生和发展,传播独立思想,影响极大,国家权力被限制,不允许(也不能)系统消灭这些刊物,更不能立法限制表达自由。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哈贝马斯通过研究两本18世纪初两本有影响力的杂志和咖啡屋,提出从国家控制下分离出独立公共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不仅是公民交往的物理空间,更重要是公民交往启蒙的思想空间。
  
   俄国和中东欧异议人士有极其丰富的地下出版经验,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刷传播讨论社会主义和批评俄国现状的小册子,尤其撰文批评沙皇政府和东正教会结集地下出版,1848年12月22日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后改为4年监禁并被流放西伯利亚。
  
   波兰和捷克民间独立出版更有广泛影响,在纳粹占领期间,流亡人士的地下出版形成不可替代的信息来源,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特别是70 年代中期以后,流亡人士和当地人士建立支持小组,对口支援并与境内人士合作:印刷设备散件偷运入境,被禁出版物境外图书馆和境内地下图书馆的建成,地下流 通网络的建立,形成了官方难以摧毁的独立社区。
  
   在80年代开始,波兰《自由与和平》,东德《和平》和《对话》的出版,颇有影响,一些青年宁愿入狱也拒服兵役,这些地下出版物还修改了现役人员誓 词,将誓词改为拒绝对外战争,拒绝向平民开枪,东欧诸国民间自由与和平运动与西欧民主国家社会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合作,长期独立的出版和传播以及民间 独立自主社会的成长,都与这些国家后来的转型有必然关系。
  
   中国民间杂志和中共统治下的民刊
  
   虽然中国有悠久印刷文明,但是在19世纪以前没有民间杂志存在的纪录。
  
   唐朝时,邸报开始印刷,便于皇帝和官员之间传送公文和新闻,这与民间杂志无关。邸报传播模式限制了底层人民的知情权。中共大参考和内部参考书籍系统,沿用了邸报的传播模式。
  
   在中国,杂志伴随和催生着现代化进程。1870年以后开始出现中文杂志。新文化运动期间到1949年前杂志的主要特点是:写作和发行促进了新文化深入传播和新文体形成。有政治倾向的独立刊物承担了民间监督和批评政府的功能。
  
   1949年中共极权制度建立以后,巩固政权的主要方法包括:党国一体,户籍制度,档案人事制度,军事统治(全国氛围的军管 1949-1953,1968-1969)、政治运动,没收民间媒体,限制外国媒体,独占媒体和报刊审查制度。中共的目的是独占政治权力,血腥立威,迫使 社会恐惧和臣服,消灭独立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强迫人们遵守中共的统治规则,同时改造,利用,分化,屏蔽和消灭任何中共不可控制的言行。
  
   中国大陆民刊的发展大致分为下面几个阶段:1957学生民主运动及后续(1957—1962),文化大革命中的民刊和地下活动(1960—1970 年代),民主墻(1978—1981),民刊转型(仍在继续)。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大陆民刊具有下列特征:常与大字报和墻有密切联系;民刊是在没有结社自 由下的一种结社方式,民刊成为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形成相互关联的网络组织活动,甚至民刊联合形成共同论坛和共同行动;传递独立的信息来源;在民主墻和民刊 转型期间,民刊形成跨越中外民间沟通的平台和桥梁,经常跨越代籍;民刊形成了独立社区,抵抗极权控制的堡垒或岛屿;民刊树立民间政治、社会和文化模式,形 成独立社会(公民社会)的雏形。
  
   在中共统治的大陆,我在目前的研究中没有发现任何一本早于1957年的非官方的杂志,《广场》是第一份非官方的杂志。《广场》反驳了民主的阶级属 性,坚持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独立思考。在中共极权制度建立以来,《广场》第一次实践了自我启蒙,集体反抗,倡导民主,为未来独立社会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和教训。在大饥荒时期,《星火》成为在中共统治以后第一次超越知识人群落,跨区域的网络反抗。
  
   1957-62年的刊物和1962-78年讨论问题的内容有不同侧重,但这两代人的寻求自主和启蒙出路有相似的象征,《星火》的象征是普罗米修斯盗火,1962-78年这段时期许多刊物提及丹柯之心,将其作为驱离黑暗的象征。
  
   民间独立办刊,实践了突破极权控制的层层环节:印刷设备,批量纸张,发行网络,人员交往,打破极权组织结构(户籍和单位等)。在严厉的控制下,进行 有创造地抵抗。比如:遇罗文1966年在广州串联时,受一个校办工厂启发,简化油印程序,无需油印设备即可大量印刷。遇罗克的《出生论》在《中学文革报》 铅印之前,已经油印发行上万份。这是民刊制作和传播的重要经验,不依赖官方印刷厂的铅印,广泛传播(一些民刊为寻求铅印,将纸张和稿件送往官方印刷厂,被 全部没收)1968年以后,手抄本地下学习讨论小组地下刊物和书籍的流传,成为在严控时期的主要启蒙方式。
  
   民主墻时期是民刊集大成期,仅北京不下50种,在全国近30个城市先后有130种民刊,伴随民间独立学社和社会运动,汇集不同年龄和阶层人的参与, 民间逐渐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有更多的公识和行动,民主墻本身也可视为一本放大的民刊,有书脊(墻头),有页面(不断更新的大字报)。
  
   1979年到81年官方从局部到全面镇压,一部分民刊被迫关闭,一部分民刊转入地下,一部分经历转型。民刊转型创造不同的形式:丛书,半官方报纸,研究所和函授教育等。1980年代基层选举,独立候选人借助民刊或选举小册子助选,争取选举权利,扩大社会空间和影响。
  
   从1979年以来,特别是1981年,中共全面镇压民刊,大陆民刊的影响扩展到海外,海外支持大陆民刊民主墻,新办刊物和重印大陆民刊。在民主墻被 镇压后,海外新办刊物和重印大陆民刊对内传播,持续对大陆内部产生影响。从《中国之春》到《北京之春》,可以看作中国民刊在海外自由土地上的延伸。
  
   六四镇压以后的民刊特点更与《星火》杂志有相似之处,即建立社会网络和跨区域网络,实践结社自由,甚至以民刊为依托,组织反对党。在这个阶段,民刊的参加者曾经参与民主墻民刊的运作或受其影响。
  
   民刊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意义
  
   民刊诞生和演进的模式及其影响类似于蝴蝶效应,民刊连接中断的公民抵抗经验,打破地域界限和阶层分割,广泛合作,形成共振,摆脱控制,开辟空间,争取自由和建立独立社会。
  
   民刊的媒体形式变换仍在继续,互联网丰富了民刊的媒体和传播特征,成为新型民刊。不同的民刊构成不同星系,位置和形式灵活,打破纵向断裂,跨越横向 壁垒。在极权国家,民刊特别实践了公民自我赋予力量,全面争取表达自由和结社权利,推动社会自主、启蒙、多元、容忍和合作,共同反抗极权。民刊抵抗了权力 的蚕食,维护公共话题,坚守自我启迪,形成公民共识,实践公民集体抵抗,为公民社会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维度和精神资源。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民主墻—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发表时有删改。)2009年6月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